霍先生的唐诗鉴赏，总是从具体的作品出发，不作空谈。
鉴赏一篇作品，理所当然地要从作品本身出发，这应该是一个不会有异议的问题。但许多人写的鉴赏文章，却常常脱离作品本身，虽下笔千言，洋洋洒洒，却作无根之谈。霍先生的鉴赏文章，都是从具体作品入手的，对作品本意的理解、主题的解读、技巧方法的欣赏等，都是如此。即便对诗词作品中的人物形象的理解，也是如此。如对杜甫的名作《石壕吏》一诗中老妇形象的分析，霍先生指出：“有些研究者从‘安史之乱是非正义性的’这个概念出发，说《石壕吏》塑造了一个自愿报名参军的老妇形象，表现了人民群众的爱国主义精神。显然，这是不合诗的原意的。细读全诗，那老妇何尝是自愿‘急应河阳役’呢?她‘应河阳役’，分明是迫不得已，她那么‘急’，更分明是迫不得已。不‘急’，就要发生更严重的后果啊!这些好心的研究者不顾特定环境中人物的心理活动，根据‘请从吏夜归……’的‘致词’肯定了‘老妇’的爱国主义精神，总算没有‘歪曲劳动人民的形象’，但这样一来，将置‘逾墙走’的‘老翁’于何地呢?由于安史叛军的杀戮、抢掠，人民希望平叛；由于希望恢复‘开元盛世’，杜甫也要求平叛。但当时的统治者对待叛军，却那样腐朽无能；而对待希望平叛、甚至已经贡献出三个儿子的劳动人民，却如此残暴无情。诗人杜甫面对这一切，没有美化现实，向‘圣明天子’献颂歌，却如实地揭露了政治黑暗，发出了‘有吏夜捉人’的呼喊!这是难能可贵的、值得高度评价的。抗日战争时期，国民党反动派一面鹰犬四出，乱‘抓壮丁’，一面下令从中学《国文》课本中删去《石壕吏》，正说明这篇诗具有多么大的批判力量。”像这样的分析，与许多专家的分析结论不一样，但却是从作品本身中得出的结论，很有说服力。
读诗解诗，需不离原作本身，更须关注全文，而不胶着于某字某句。晚唐诗人温庭筠的名作《商山早行》久已脍炙人口，但对其注解却颇多歧义，如其尾联“因思杜陵梦，凫雁满回塘”，就有许多不同的理解，比较有代表性的解释是“回想长安情境恍然如梦，而眼前则是‘凫雁满塘’，一片萧瑟景象”。霍先生指出，这尾联其实是对首联中“客行悲故乡”的照应和补充，“把首尾联系起来看，就不会像有些选注家那样乱加解释了”，并进一步具体分析道，“旅途‘早行’的景色，使诗人想起了昨夜在梦中出现的杜陵景色：‘凫雁满回塘。’春天来了，故乡杜陵，回塘水暖，凫雁自得其乐；而自己却离家日远，在‘茅店’里歇脚，在山路上奔波呢!‘杜陵梦’，补出了夜间在‘茅店’里思家的心情，与‘客行悲故乡’首尾照应，互相补充；而梦中故乡的景色与旅途上的景色又形成鲜明的对照。眼里看的是‘槲叶满山路’，心里想的是‘凫雁满回塘’。‘早行’之景与‘早行’之情，都得到了完美的体现”。
像这样一些作品，只有从作品本身着眼，并顾及作品之全篇来仔细地阅读、理解，才会避免许多歧义，更会避免许多牵强附会的解释。霍先生的鉴赏实践，给我们提供了一种范例。
霍先生赏读唐诗作品，总是会考虑到作品写作的具体背景、环境、时代等，不作笼统的泛论。
杜甫的名作《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中有“葵藿倾太阳”一句，以往许多注本都把“葵”解释为向日葵。这虽然对理解诗的大意没有太大的影响，但终与老杜原意不切合。霍先生指出：“向日葵一名西番葵，一年生草本，原产美洲，十七世纪，我国才从南洋引进，杜甫怎会见到?杜甫所说的‘葵’系锦葵科宿根草本，《花镜》说它‘一名卫足葵，言其倾叶向阳，不令照其根也’。‘藿’指豆叶，也向阳。曹植《求通亲亲表》：‘若葵藿之倾叶，太阳虽不为之回光，然终向之者，诚也。臣窃自比葵藿，若降天地之施，垂二光之明者，实在陛下。’杜甫这句诗，实取义于此，既表现自己‘倾太阳’的忠诚，也包含‘太阳不为之回光’却仍然希望其‘回光’的复杂内容，与上文‘生逢尧舜君，不忍便永诀’和下文‘终愧巢与由，未能易其节’有内在的联系。而希望太阳回光，又是为了实现稷契之志。”结合时代，确证名实；而后考证出处，通观全文，并联系作者的志向、作品的主旨，言而有据，十分切合原作原意。
中国幅员辽阔，地理环境复杂多样，所以，对有些具体的作品，还要联系具体的地理环境，而不能笼统地“一概而论”。温庭筠的名作《商山早行》有“鸡声茅店月，人迹板桥霜。槲叶落山路，枳花明驿墙”之句，不少人着眼于“板桥霜”和“槲叶落”，认为“这诗写的是秋景”，并说秋天“不当有‘枳花’，想是误用”。作诗高手如温庭筠者，竟然会犯如此低级的错误，实在让人费解。对此，霍先生联系此诗的写作地点(陕西商洛一带的山区)，指出：“这其实是误解。不光是秋天才有‘霜’，也不是任何树都在秋天‘落叶’。商县、洛南一带，枳树、槲树很多。槲树的叶片很大，冬天虽干枯，却仍留枝上，直到第二年早春树枝将发嫩芽的时候，才纷纷脱落。而这时候，枳树的白花已在开放。”并举例说明“温庭筠对此很熟悉。他在《送洛南李主簿》里，也是用‘槲叶晓迷路，枳花春满庭’的诗句描写商洛地区的早春景色的”。如果不联系具体的地理环境，就必然对此诗的理解产生很大的误差。
与上一特点一样，不脱离作品创作的具体时代、具体背景，也是避免笼统的无根之谈的方法和保证。这一特点，在霍先生的唐诗鉴赏文章中也有很多的例证。
霍先生的唐诗鉴赏，融入了自己的生活经验与创作经验，以此为基础，充分地发挥合理的想象。
欣赏作品，需要想象和联想。对此，霍先生有着明确的自觉意识：“作诗要用形象思维的方法，读诗亦然。诗歌虽有形象性，但并不像电影之类的视觉艺术那样具有形象的可见性，因而在读诗的时候，必须根据自己的生活经验和历史知识，想象出作者描写的那幅生活图画。诗的形象，有它的确定性，按照诗的形象所确定的范围去展开想象的翅膀，一般地说，是会加深对原诗的理解的。”读杜甫的“晓看红湿处，花重锦官城”，霍先生会想到：“等到天明一看，整个锦官城(成都)杂花生树，一片‘红湿’，一朵朵红艳艳、沉甸甸，汇成花的海洋。那么，田里的禾苗呢?山上的树林呢?一切的一切呢?”由花而联想到禾苗、山林，这正是生活经验的体现。
生活经验的积累，使得霍先生能够对作品作出符合生活真实的解释。如祖咏《终南望馀雪》一首，霍先生指出，一“霁”字十分重要，“终南山距长安城南约六十华里，从长安城中遥望终南山，阴天固然看不清，就是在大晴天，一般看到的也是笼罩终南山的蒙蒙雾霭，只有在雨雪初晴之时，才能看清它的真面目”。“所以，如果写从长安城中遥望终南而不下一个‘霁’字，却说望见‘阴岭’的‘馀雪’如何如何，那就违反了客观真实”。霍先生在长安城南的陕西师范大学工作了半个多世纪，对这一自然现象自是十分熟悉。但若没有对生活的留心，正像绝大多数生活在长安城中的人一样，也不会有这样的理解。对于诗中的“城中增暮寒”一句，霍先生用了俗谚“日暮天寒”和“下雪不冷消雪冷”，来说明当时已寒上加寒。又用“望雪觉寒”的“通感”体验解释说：长安“城中”人“望终南馀雪”寒光闪闪而“打了一个寒战”，更“增暮寒”，“终南望馀雪”的题目写到这种程度，意思即确完满了。善于借助生活体验，才能把那个“增”字分析得如此细致入微。
善于调动生活经验，是欣赏文学作品的一个重要基础；而联系自己的创作体验，则对作品的理解会更有超出常人的体会。霍先生的唐诗鉴赏正是这样。比如谈王勃的《送杜少府之任蜀川》，霍先生指出：“首联对仗工整，为了避免板滞，次联以散调承之，文情跌宕。”这正是霍先生自己创作经验的表达。而将生活经验与创作经验相融合，理解优秀的文学作品，就能看出许多隐藏于字句之外的内容、洞悉笔墨之外的隐藏意与延伸意。霍先生讲杜甫《茅屋为秋风所破歌》“南村群童欺我老无力”，指出：“只用一个‘南’字，就把风向(由北而南)以及茅屋的位置(坐落在江北)点得一清二楚。”而讲“归来倚杖自叹息”，则谓此句“‘一身而二任’，告诉我们在‘归来’(回到屋里)之前，诗人是拄着拐杖立在屋外的；大约是一听到北风狂叫，就担心盖得不够结实的茅屋发生危险，因而就拄杖出门，直到风吹屋破，茅草也无法收回，这才无可奈何地走回家中。‘倚杖’，当然又与‘老无力’照应。‘自叹息’中的‘自’字，下得很沉痛!诗人如此不幸的遭遇只有自己叹息，未引起别人的同情和帮助，则世风的浇薄，就意在言外了”。创作的经验，使得霍先生能够敏锐地体味到老杜仅用“南村”“归来”四字暗示出许多情景，而由“自叹息”联想到世风的浇薄，则只有结合复杂丰富的生活阅历才能体会得出这种言外之意。
丰富的创作经验、自身创作的甘苦体会，使得霍先生常常能敏锐地发现诗人用墨的苦心，如对杜甫《石壕吏》一诗的分析：“杜甫和后来修《新唐书》的宋祁不同，他删减字句，并不是一味求简。他在不很必要的地方惜墨如金，正是为了突出重要的地方，为了留出篇幅，以便在最重要的地方用墨如泼。《石壕吏》一诗，将老妪‘前置辞’的内容写得多么感慨淋漓，而开头和结尾，却都着墨不多。在开头，用‘逾墙走’三字将老翁推出诗篇之外，专写老妪。在结尾，用‘独与老翁别’一句写自己离开石壕村，却将老妪终于被‘捉’走以及老翁事后回家的情景，也透露出来了。如果是不善剪裁的人，光老妪的终于被‘捉’以及老翁的事后归来，不知要费多少笔墨才能交代清楚；而在交代清楚之后，又必然分散重点，失掉含蓄之美。” 霍松林：《尺幅万里——杜诗艺术漫谈》，见《文学遗产增刊》第13辑，中华书局1963年版，第6页。读到这样的分析，不由得令我们拍掌称快、击节叫绝!
摘自新出版的《霍松林唐诗鉴赏读本》刘锋焘导读部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