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宋联金灭辽，南宋联蒙灭金，大宋的国策为什么选择性失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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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多人认为，大宋是不是傻？驱虎吞狼反受其咎，完了不记教训继续作死，还来第二遍，也是醉了。可是如果深入研究，你会发现，这是大宋在社会精英的集体研究之下做出的权衡利弊的无奈结果，很有争议，甚至藩属国高丽都反对，但是历史就是这样，无法下场，我们只能在岸边眼睁睁看着干着急。
①宋辽和平百余年，但是大宋痛恨大辽。
首先，雍熙北伐失败，宋辽“澶渊之盟”，这是宋对外屈辱的开始。大宋在大辽眼中没有地位，大辽使团在开封相当于上国客人，俯视蔑视宋人，街头买醉横冲直撞，瞧不起宋人的懦弱无能。毕竟澶渊之盟是大宋处于军事优势下做出不败而败的求和协议。可以说大辽从此肆意欺凌大宋，大宋诺诺不敢言。
大宋病夫没有脊梁骨，只能跪着生，不敢站着死。可悲可叹可怜！
其次，大辽建国早于大宋，大辽在耶律德光在位的时候得到石敬瑭割让的燕云十六州，大辽骑兵时刻准备着到开封一日游。战争主动权不在大宋手里，憋屈百余年。宋徽宗想超越父祖，开疆拓土，恢复汉唐故土；而大太监童贯则梦想有朝一日能收回燕云封王。两人一拍即合，谁劝也不好使。
再次，大宋攻略西夏，总是在关键时刻，大辽来个警告敲打大宋，掣肘大宋收复西夏故土。着实可恨！
还有，大辽经常战略讹诈，提高岁币数量，打草谷（掠夺边地人口财富），吓唬大宋君臣。此外，大宋经过百余年的交往，已经认识到大辽的虚弱腐化堕落，大辽皇帝为何总是四时捺钵（巡查部落），因为大辽实行的制度是南北面官制，南官就是汉人的那一套，北官也是游牧松散部落联盟制。大辽已经深度汉化，甚至连皇后萧观音都能作诗弹琴画画，契丹人的武勇无畏已经被这些不肖子孙丢弃的差不多了。大宋深信大辽汉民仍然生活的水深火热，大宋王师一到，必然揭竿而起，箪食壶浆，势如破竹，胜利指日可待。
②大辽内忧外患严重。
此时东北的女真族崛起，建立大金国，威胁辽国。金军先后攻占了辽的东京辽阳府(今辽宁辽阳)、上京临潢府，声威大震。北宋君臣认为辽必亡无疑，想乘机恢复辽所夺的燕云诸州，徽宗遂遣使赴金与之结盟，相约夹攻辽国。
重和元年（公元1118年），徽宗派遣武议大夫马政率同高药师等乘平海指挥兵船，自登州（地处山东半岛，自古为远征辽东之口岸）渡海，以买马为名，前往金国结好，受到金国响应，于是双方就展开了宋金之间的秘密外交，此后双方互派使节，屡次商谈。宣和二年（公元1120年）宋使赵良嗣等与阿骨打达成协议，决定联兵攻辽，双方互换国书，立下盟书，是为“海上之盟”。
从地域政治观点视之，尽管宋辽各视对方为敌国，但辽国毕竟是与宋和平相处达百年之久，而新兴的女真则更具扩张性，辽国实际上已成为捍卫宋境的屏障。
当时辽国君臣也感到宋、金夹攻辽的严重性，“遣肖客、韩昉为使臣，对宋奉表称臣，乞念前好。辽国派使臣到宋国，表示愿意向宋称臣，希望不要和金联盟攻辽。韩昉等见童贯、蔡攸在军中，直言女直蚕食诸国，若大辽不存，必为南朝忧，唇亡齿寒，不可不虑。“贯、攸斥出之。”
宋辽既为“兄弟之邦”也是唇亡齿寒的关系，灭辽后会有更多更大的麻烦。这一点，甚至高丽国王也看得清楚。宋重和元年（高丽睿宗十三年，1118年）遣医官杨宗立等至高丽为睿宗王俣医病。王俣（朝鲜语：왕우）特地捎话：“闻朝廷将用兵伐辽，辽为兄弟之国，存之足为边捍；金为虎狼之国，不可交也！业已然，愿二医归报天子，宜早为备”。“医还，奏之，帝不悦”，宋徽宗执意联金灭辽。
政和元年（1111年），徽宗派端明殿学士郑允中为贺辽生辰使，枢密使童贯为副使，出使辽国。结果大太监童贯被辽人嘲笑，然后童贯就记恨上了。回国后，他便对徽宗说，燕云十六州的人如何怀念祖国，让徽宗出兵拯救他们于水火之中。同时，他把燕人马植引荐给徽宗，向徽宗献上“联金灭辽”之策。
对西夏用兵上的小胜，让徽宗自大起来，一种想建功立业，超过祖先的雄心壮志在他心中蓬勃升起。所以一听童贯的鼓动与马植的献策，立马冲动起来，赐马植国姓“赵”，改名“良嗣”，派人与金国联系，商讨联合伐辽的事宜。
不过，雄心虽在，表现却很糟糕。先是在谈结盟条件的时候，一天到晚只顾吃喝玩乐的徽宗根本没做细致的思考，他写给金国的信中只提到收回燕京及所辖州郡，而不是收回燕云十六州。当后来发现这个错误，去信修改的时候，金国态度十分强硬，坚决不同意。这为后来两国交恶埋下隐患。
实际上，金国原本也没打算和北宋结盟。因为这时候，他们已经拿下辽国都城，辽天祚帝逃入夹山，耶律淳被拥立为天锡皇帝，支撑着残局。金国只要再鼓一把劲，就可把辽国拿下来的。不过，就是这样一个垂死的辽国，北宋在和他们的战争中还屡战屡败，两次攻打燕京都以死伤惨重结束，最后连燕京也是金人拿下来的。
宋军之所以会失败，根本的原因是宋辽边境地区百年不识兵戈，军纪严重松弛，防御工事破败不堪，而武将也没有什么能人，再加上童贯独断专行，又不懂军事，瞎指挥。此外，大辽汉人已经自认为是辽人，痛恨宋军背信弃义撕毁和议，破坏和平的举措，宋军深入敌占区。（以上的原因大都是宋人的遮羞布，宋辽都在糜烂，不过大宋更为糜烂，金兵按照约定打完仗就停下来了。然后作为客军观察宋军攻城，结果幽州城愣是打不下来，宋军丢人现眼还得厚着脸皮求金兵攻城。这一对比，金兵啥也明白了，原来宋军比辽国还弱，这下金兵一思量，得嘞，我费费力气直接灭了大宋，统一全国不就更完美了？）
北宋宣和七年（1125），金兵大举南下，宋徽宗效法唐玄宗躲避安禄山的先例，将皇位传给太子，然后逃往金陵。钦宗登基后，肩负着抗金的重任，他认为汴京无险可守，想先退到襄阳去，避其锋芒，然后再寻求机会收复失地。
对此，大臣李纲坚决反对，他认为徽宗把社稷付托给皇上，就有了守土之责，不该舍弃都城而远去，钦宗听后理屈而无法回答。开封保卫战胜利后金兵掳掠一番后退去，宋廷投降派对金人抱有不切实际的幻想，还遣人议和。（和平是打出来的，没有和谈谈出来的，宋人还以为金人只是觊觎金银财宝）
金人狡诈，让宋人把金银财宝美人献出来，皇子作人质。等宋人完成任务把开封弄的鸡飞狗跳，人心惶惶的时候，金人反复无常，毫无信义，又开始攻城。宋钦宗软弱无能最后竟然相信地痞流氓郭京神仙作法可以救大宋，天兵天将可以打败金兵。也是醉了。这样昏庸无道的朝廷活该灭亡！早死早超生！
1126年金兵去而复返，30万开封人民巷战，抵抗激烈。金军占领开封达4个月，大肆掳掠后于1127年农历四月撤兵北去，带走包括徽、钦二帝在内的全部俘虏和财物，北宋至此灭亡，这就是宋代历史上所谓的“靖康之难”。
当金兵突然反目而南下入侵时，留守汴梁绝非最佳选择。第一是此城无险可守，第二是准备得过于仓促难保万全，第三是河北地区迅速崩溃，早已说明宋兵战斗力低下，根本就守不住汴梁。
金兵凶悍，又是刚刚灭亡大辽的胜利之师，裹挟着大量契丹战士，既能骑兵野战，也能排兵布阵攻城。而且金人觊觎大宋财富，顺风战，人人敢战，战利品丰厚无比。
宋军毫无战心，大量辎重财富陷在河北战场（童贯还打算收复燕云给将士们打赏来着，结果都便宜金人了，这些战利品也激发了金人更大的贪婪之心），没有开拔之资，宋廷还对金人抱有不切实际的幻想，是战是和争论不休，宋徽宗没有御驾亲征反而逃离帝都，宋钦宗也是抓瞎，相信天兵天将这样糊弄人的话。这就是大宋王朝末日的景象。
①二帝被掳，大宋屈辱求和，称臣纳贡，求册封。大宋宫人嫔妃被金人分赃，剩余的划入浣衣院（军妓，赵构母亲韦贤妃就被分配到这里），二帝毫无人格尊严的在金国活着。绍兴和议，大宋将给辽国的岁币转给金人，同时降格为属国。
②“靖康耻犹未雪”大宋君臣对金人的野蛮和反复无常印象深刻，对金人恨之入骨。为了一雪百年之辱，南宋的复仇意识再次唤醒，金人皆可杀。
⑵金国内忧外患严重，对外战略频频失误，既有灭塔塔尔扶植乞颜部的失误，也有疲夏削宋的自取灭亡。
蒙古统一，乞颜部铁木真称汗，威胁金国边疆。金朝内部也不平静，东北有耶律留哥叛变和蒲鲜万奴建立的东夏国，东有红袄军的不断进攻等，金朝已经面临三面被困之势，唯有南边的宋朝还能保持互不侵犯。
另外金国也像契丹人一样，进关后迅速腐化堕落，祖先的勇武都丢弃了。金国内部国策摇摆不定，末日王朝的景象也出现了，频频出现战略失误。金国消灭了塔塔尔人，间接帮助了铁木真。为避蒙军锋芒，嘉定七年（1214年）七月金国举朝南迁，将两河、山东地区拱手让给了蒙古人。不仅北逃的后路被切断，而且丢失数百里战略回旋空间，反而不利于金国的生存。
蒙金战争金人损失惨重，却没有和大辽一样求助大宋（面子上挂不住），反而寄希望于劫掠大宋，错估形势，将潜在的盟友推向了蒙古一方。（虽然也有金国主和派认为这样腹背受敌，徒耗国力）
金国南迁之后，就有史弥远、乔行简等人支持恢复中断数年的岁币，“宜姑与币，使得拒鞑”。但此言论一出即遭到群臣反对，认为这是“召侮之端，致寇之本”，更有太学生痛斥这是卖国行为，要求将乔行简等人处斩，一时之间史弥远也没有办法。（类似于国内“愤青”抨击朝政）
嘉定八年（1215年）金国就派王世安潜入淮南进行颠覆活动，意图谋取楚州。为了解决金朝国内的危机，也为了惩罚南宋拒交岁币的行为，于1217年发动了对南宋的战争。
这场战争一打就是七年。金国不仅未能达到“取偿于宋”的目的，反而损失惨重：四川方向，在对蒙作战中有着出色战绩的名将完颜阿邻战死蜀口；京湖方向，猛将黄掴阿鲁答被俘；而在两淮战区，时全更是“一军全没”。
正如《金史》所言：“宣宗南伐，士马折耗十不一存”，“国家精锐几近丧”，“枢府武骑尽于南”。虽然宋廷此时还保持着清醒，并没有对金国落井下石，但宋金联合的可能性已经不复存在。（金人脑残，想想人家契丹人是怎么做的？金人四处树敌，自取灭亡）
另外，此前蒙古进攻西夏时，西夏也曾向金国求救，但金国却趁火打劫，以致后来入侵南宋时，西夏坚定地站在了南宋一边。可以说， 金国君臣亲手葬送了抗蒙的大好形势。
著名文学家洪皓便是第一个注意到蒙古的南宋官员。他曾经在建炎三年（1129年）出使金国时被扣留，在被羁押期间，他了解到很多关于金国的情况，并设法托人将他的书信送到宋廷。其中在绍兴十二年（1142年），洪皓就在书信中提到了金国“彼方困于蒙兀（蒙古）”，但此时宋廷已与金国签订了“绍兴和议”，无意于北伐收复故土的大业，此事便被搁置下来。
绍兴三十一年（1161年），海陵王完颜亮撕毁“绍兴和议”发动“正隆南伐”的时候，为了减轻自己的军事压力，刘锜、吴璘便传檄蒙古、契丹诸部共同攻金。但此时蒙古诸部尚未统一，不足以成为一支可以凭借的力量，再加上金国、西夏的阻隔，南宋方面也一直未能与蒙古取得直接联系。
到了12世纪末，蒙古诸部开始逐步统一，对金的威胁日益严重。但此时部分南宋官员却开始有些担忧。早在庆元二年（1196年），时任左相的余端礼就向宋宁宗指出：“万一鞑靼得志，直犯中原，或虏酋逃遁，逼近边界；或恐中原有豪杰。”宋宁宗也对此观点表示认可，并命余端礼私书密谕沿边诸军加强戒备。
而在次年，卫泾出使金国归来后，向宋宁宗表达了进一步的担忧：“一弱虏灭，一强敌生，犹未足以为喜也。”可见，此时南宋已经有人开始意识到蒙古可能才是未来的劲敌，不得不谨慎应对。
①扶持金人对抗蒙古
南宋大臣乔行简认为,“强鞑渐兴，其势已足以亡金。昔吾之仇也，今吾之蔽也。古人唇亡齿寒之辙可覆，宜姑与币，使得拒鞑”。认为在蒙古人势力兴起的形势下，金已经由过去的仇敌转而为今天的缓冲国，只要金能抵御蒙古人的进攻，南宋继续向金输纳岁币也是未尝不可的。蒙古势力很强，已经具备了灭亡金朝的能力，等到蒙古灭亡金朝之后，与宋为邻，对宋朝并不是一件好事。若不与金朝绝交，继续输纳岁币，则有利于金人抗蒙，这样，南宋也有机会舒缓时间，组织力量，对抗蒙古人的南下。
1121年出使金国回国之后，余嵘向宋宁宗上奏：“今鞑靼坚锐，即女真崛起之初，而金人沮丧销耍，有旧辽灭亡之势”，并建议乘此时“深诏大臣，讲求所以备边自治者”以应对时局变化。
嘉定七年（1214年）真德秀出使金国后指出金国的灭亡之兆“大抵可见”，然而“习安者易制，崛起者难驯”，蒙古才是未来的心头大患，因此当务之急仍是“内固边防，外精间谍”，密切注意局势的发展。 就在同一年，金国南迁后，权工部侍郎徐应龙也不无担忧地说：“金人穷而南奔，将溢出而蹈吾之境。金亡，更生新敌，尤为可虑。”
②联蒙灭金再缓缓图之
南宋名臣真德秀等人主张"金人于我有不共戴天之仇，应该乘金朝遭遇蒙古进攻之机，停止向金人输纳岁币，并出兵北上收复失地，以报君父之仇。" 认为想以金人为屏蔽是靠不住的，应该乘“虏之将亡而亟图自立之策，用忠贤，修政事，屈群策，收众心”。宋朝应该尽快使自己强大起来，既可以改变自己原来在金朝面前的卑弱地位，又可以应付蒙古的进攻。
“今之女真，即昔之亡辽，而今之鞑靼，即向之女真”。认为联蒙灭金可能重蹈当年联金灭辽的覆辙。要谨慎应对蒙古。
在金国发动对宋战争之后，宋廷为了自己的生存，不得不再次与蒙古展开交往，以期减少自己承受的军事压力。嘉定十一年（1218年），蒙古再次遣使与南宋接触，宋宁宗亦表达了与蒙古进一步接触的意愿。
嘉定十三年（1220年），淮东制置使贾涉奉朝廷命令遣赵珙出使蒙古，并受到木华黎的热情款待。同年，宋廷还派遣苟梦玉出使，并见到了成吉思汗。嘉定十六年（1223年），苟梦玉再次被派遣出使。
宝元三年（1227年），蒙军悍然进攻南宋川陕战区，由于四川制置使郑损擅自做出了弃守关外五州（阶州、成州、凤州、西和州、天水军）的错误决定，致使自吴玠时代以来南宋经营百余年的“三关五州”防御体系彻底瓦解。这就是著名的“丁亥之变”。（蒙军也是昏了头，金兵那边还没解决，又开辟了川陕战场，南宋对此冷笑）
由于没有宋的支持，蒙古对金作战依然没有取得进展，陷入了“入关不能，渡河不可”的尴尬境地，无计可施的蒙古人只好另想他法。
宝元三年（1227年）成吉思汗病逝的时候曾经留下遗言：“若假道于宋，宋金世仇，必能许我。”
但成吉思汗的想法过于简单了，南宋方面早就识破了蒙古的企图。所以，绍定三年（1230年）蒙古派遣李邦瑞使宋的时候，宋廷直接选择了拒绝其入境。
由此可见，南宋的外交还是很务实的，与蒙古交往也不过是互相利用的权宜之计，其最终目的还是为自己的利益服务。
次年蒙古再次假道伐金（实际上是窝阔台为了坑骗拖雷，借助宋金的力量灭杀拖雷），被大宋拒绝。但是蒙军闪电路过四川到达金国三峰山，才发现4万蒙军面前是15万金兵。金军内部掣肘，蒙金对峙，拖雷等到了一场救命大雪。这场大雪下了三天三夜，金军自进入中原以来还从未遇到如此寒冷的天气，以致“僵冻无人色，几不能成军”，塞北蒙古人抗冻，趁机大败金军。窝阔台本来是打算坑死拖雷，结果金人不给力，天不亡他，那就只好在会师北返途中亲自动手毒死他了。
绍定五年（1232年）十一月蒙军再次进攻金国的时候，南宋也出兵相助一起围攻开封，金哀宗逃亡蔡州。
金国完颜仲德提出过“进取兴元，经略巴蜀”，没想到还没执行，南宋孟珙就奉命主动出击，先迫降了邓州、申州，后又大败武仙于马镫山，“降其众七万”，八月十三日攻克唐州，彻底切断了金哀宗西逃之路。金哀宗只好派人出使南宋希望南宋不要落井下石。史弥远廷议未决。
史弥远之侄、京湖制置使史嵩之问计于孟珙，孟珙说:南宋尚不具备坐观成败的实力，不如趁机“和蒙”，尽量拖延必将到来的宋蒙大决战，使南宋获得足够的准备时间。另外，这样也可以趁机抢得一些地盘以增加战略纵深，并向蒙古人展示自己的实力，使之不敢轻视自己。而且，无论南宋出不出兵，金国都灭亡在即，因此此次出兵的重点不是灭金而是“和蒙”，这是当时历史条件下南宋唯一正确的选择。
绍定六年（1233年）十月，史嵩之最终下达了出兵的命令，孟珙、江海率忠义军2万运粮30万石北上，抵达蔡州城下与蒙军会师。
南宋出兵助粮，固然有“执仇耻”的目的，但最根本的目的，在于“和蒙”，这是符合南宋利益的正确之举，是南宋唯一正确的抉择。
端平元年（1234年）正月，宋蒙联军攻破了金国最后的据点蔡州城，金哀宗完颜守绪匆忙传位后自缢身亡，金末帝完颜承麟亦在乱军中被杀死，金国灭亡。由于宋军表现突出，最后分得了大部分战利品，其中就包括完颜守绪的尸体。
在灭亡金国的过程中，南宋收复了寿、泗、宿、毫四州及涟水一军，加上消灭李全所得之海州，共五州、一军、二十县之地，两淮全境收复。京西又得唐、邓、息三州十一县，京东得邳州二县。从这一点来看，南宋在“联蒙灭金”这一事件中还可以算是受益者。
当年四月孟珙归来，受到英雄般的礼遇。之后，宋廷以完颜守绪的尸体在临安祭祖，并以俘获的金国宰相张天纲等人行献俘礼，以报靖康之耻。
不管怎么说，靖康之耻终于得以洗雪，南宋朝野被压抑了百余年的精神总算为之一振。或许这也是对陆游“王师北定中原日，家祭无忘告乃翁”的最好回答。
对蒙古来说，消灭金朝，只是早晚的事，且根本不需要与南宋建立军事同盟。而南宋在强大的蒙古面前，并没有什么讨价还价的余地，南宋所能做的，只是守住自己的淮南之地，不使金朝势力南下。名义上的同盟关系，只是为了让蒙古在灭了金朝之后，稍微停顿一下南下的步伐，让南宋可以多苟延些时日。
对南宋来说，与蒙古结盟并非多么高明的举动，只不过是送走一只暮年的狼，却迎来一只壮年的虎罢了。“宣和旧事”也许会发生，但在当时的情势下，朝廷上下报仇心切，而金宣宗的南掠政策，排除了金、宋和解及联合抗蒙的可能，打破了宋廷中企图藉金为屏障者对金所存的幻想，使南宋关于对金政策的争论停止下来。
此后南宋为了自身的存亡，遂抛弃了蒙古大举攻金以后闭守观望的对北政策，不仅坚决抗击金军南下，而且公开招纳有相当实力的山东忠义军，同时与西夏会师夹击秦州、巩州，并与蒙古交往以减轻金军对自己的压力。
也就是说，大宋的作死前提是金国屡屡作死逼的，为了复仇也为了恢复旧山河，同时为了“和蒙”延缓蒙古南侵的步伐，留足南宋自强的时间，只能权衡利弊做出决定:联蒙灭金。
至于楼主提到的大宋在作死的路上越走越远，关于北宋联金灭辽确实是作死，毕竟宋辽和平百余年，兄弟之国，不应该背信弃义撕毁和议。但是南宋联蒙灭金却不能一概而论，相反应该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宋蒙之间大宋没有主动权，只能被动的选择，选择最有利的局面，也是无奈心酸的选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