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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1年的爱情(你怎么看萨特和波伏娃的爱情)

 2022-09-06 05:26  阅读 18

摘要:波伏娃出生的时候,正赶上一场家庭悲剧。 波伏娃刚出生,祖父在与别人的较量中败下阵来,他以前是个了不起的银行家,如今银行倒闭,穷困潦倒。 女儿与女婿只好独立生活,他们

波伏娃出生的时候,正赶上一场家庭悲剧。

波伏娃刚出生,祖父在与别人的较量中败下阵来,他以前是个了不起的银行家,如今银行倒闭,穷困潦倒。

女儿与女婿只好独立生活,他们搬到了出租的寓所,那个寓所一共有两个卧室,一个客厅,位于一幢简陋的小楼上。

女人成了家庭主妇,男的则不得不在律师事务所讨生活。

由于十分怀念过去的贵族生活,波伏娃的母亲,一位家庭主妇,非常渴望能将这一切在波伏娃身上复制出来。

她刚满3岁,母亲就给她买来儿童读物,5岁半就到阿德利娜·德西尔学校的学前班,7岁就开始了儿童故事的创作。

此外,母亲还让她学英文,学钢琴,她实在不想让波伏娃沦为一般的女子。

父亲的影响就更多了。他根本不想在律师事务所工作,他是个烂漫派,整天幻想着做一位优秀的戏剧演员。

他经常把家当成戏剧的舞台,邀请蒙巴那斯大街上的戏剧家,演员来家里聊天,说戏。

父亲有些不良嗜好,但他对戏剧的热情还是感染了母女两,他自己写剧本,经常让妻女背诵戏文,给她们上朗诵课,训练走台步,还指导化妆。

1914年,一战爆发,父亲应征入伍,家里轻松愉快的气氛消失了,连经济上也出现了困难。波伏娃眼看着自己的母亲为支撑家庭操劳过度,整个生活仍不见起色,而且还越来越穷。

父亲退伍回来后,这种情况也没有改善。于是,波伏娃15岁时,父亲终于开口了,“你必须工作,否则甭想结婚。”

不过,波伏娃没听。17岁时,她考上了索尔邦大学——就在蒙巴那斯大街上。

波伏娃选择了文学、数学、哲学这三个专业,私下里还想读一个法学。倒不是说她是个天生的学习狂人,只是文凭越多,越能找到好工作。

尽管学习成绩优异,她还是没有安全感,那4年来,她为自己制定了严格的学习计划,发誓决不虚度此生。

父母因经济困难没能实现自己的理想,绝对是被耽误了。她要极力避免这样的事在自己身上重蹈覆辙。结识萨特之后,她在自我解放的路上就一去不复返了。

电影《花神咖啡馆的情人们》的萨特与波伏娃

1929年,波伏娃通过了教师学衔考试,苦行僧式的学习告一段落。她得寻求些刺激来放飞自己。

她学会了抽烟,经常在艺术之家咖啡馆里闲逛,没事就到电影院,剧院,音乐厅去消磨时间。

她读了很多小说,乔·治桑成了她的偶像。为了不让父母过度干涉自己,她搬到了外祖母家居住,每个月付给外祖母一定的房钱。

放飞自我整个过程中,最异乎寻常的一点就是她的恋爱关系。过去她爱上了表哥,没日没夜地想着结婚。

如今,她爱上了萨特,却跟他签了一份恋爱协议。按协议的意思,双方要保持两年的恋爱关系,但保持各自独立,不同居。要永远坦诚,不欺骗彼此。

两年里,波伏娃与萨特聚少离多,两年后,也是各奔东西,就像个别的老夫老妻那样。

1931年,两人为纪念恋爱两周年,去了火车站,他们握手道别,说彼此珍重。火车启动,萨特北上去了勒阿弗尔,波伏娃则南下去了马赛。

一切就像排练过。

波伏娃要去蒙格朗公立中学做老师。但她根本不是个好老师,她太标新立异,经常给年纪轻轻易受蛊惑的少女们灌输新思想,什么要独立自主啦,要多读书啦,而且读书要读什么书,不是言情小说,而是纪德、普鲁斯特这种离经叛道的新派作家的书。

结果,波伏娃受到了全校老师与家长的一致反对,他们让她“盯紧课本要求,不要超纲。”

波伏娃在学校里的朋友很少,几乎没有。她依然保持在巴黎时的习惯。一个人去看电影,一个人去咖啡馆,一个人在食堂吃饭。

她的单身生活,硬得像一块石头。每到周四或周末,她就套上自己最旧的裙子,背上布提包,徒步旅行去了。为了抵御这种独居生活的清冷与孤单,她也开始尝试创作。

4年来,她一直是个很失败的教师,动不动就被学校行政团体打压。她的烦恼还不止这些,在柏林,萨特爱上了同事的妻子。

听闻这次移情别恋,波伏娃立刻就奔去了柏林。她改变了计划,说自己想同居。

萨特同意了,但依旧沾花惹草。唯一能阻止他的或许是另一场战争:二战。1939年6月,法国宣布参战,萨特去了前线。

波伏娃没弄到通行证,所以一直没能去前线看望萨特。她每天就就坐在多姆咖啡馆里写东西。

萨特回来了,因为他视力下降太快,连文官的工作也不能胜任了。不过,回来并不代表自由,巴黎已经沦陷,知识分子只能苟且偷生。

战争让所有人都不好受,每个人都希望找到一种自由的突破口。这时期,波伏娃与自己的学生娜塔莉关系特别好。

两人经常出双入对的走在大街上,一有时间就去咖啡馆,酒吧,电影院里闲逛。

然而,娜塔莉的母亲却把波伏娃给告了,说她诱骗未成年少女。自从女儿与波伏娃成为朋友后,她一直担心女儿变成一个坏人。

12年的学校生涯就此结束,波伏娃被学校开除,永远不能再教中学,稳定的经济收入也没了。

幸运的是,同一年她的小说《女宾》出版。

此时,最让她烦忧的不是工作,而是恋爱契约。她与萨特重新定了一个新约,名为“三重奏”。

萨特发起了这样一个契约,而波伏娃只是被动的参与者。“三重奏”的意思就是,既让萨特保持着与其他女人的暧昧,又保持着与波伏娃的恋爱关系,这完全破坏了一夫一妻制。

出门时,波伏娃必须与两个人一起,萨特与他的新情人奥加尔。波伏娃觉得,这根本就是侮辱,奥加尔很妩媚,总是搔首弄姿,可一旦没了萨特,两个女人单独面对面,她就不那么可爱了。

“三人行”很别扭。波伏娃受不了,奥加尔也变扭,很快就散了。而萨特自己也在《隔间》里承认了这种关系的失败,他说,“他人,即地狱。”

但很快,另一个“三重奏”又开始了,此后又出现了无数次。波伏娃虽然默认了这种关系,但她还是坦诚说自己并不是很开心。

我试图在这种关系中得到满足,但我白费了力气,我在其中从未感到自在。

不仅她自己不自在,外界的反应更是震惊。她的女学生写自传时,还不忘讽刺说:“对于自己班上的年轻姑娘,波伏娃总是自己先尝一口,然后送到萨特的床上。”

二战结束后,波伏娃去了美国,她是受邀去讲学的。连篇累牍的新闻都报道了她与萨特的关系,说她是:“让-保尔·萨特志同道合的女伴和最漂亮的存在主义者。”

她讨厌别人这么说,但没阻止。她如何阻止呢?到美国之后,她发现自己爱上了一个22岁的小伙子阿格林。

断断续续的交往了三年后,波伏娃还觉得,自己最好还是回到萨特身边,就像他屡次出轨却又回到自己身边一样,只有他们两是精神上永恒的伴侣。

她回到了巴黎,萨特也刚好与其他女人分了手。而阿格林完全不理解,一个鼓励出轨、分享爱情的契约,有什么地方值得波伏娃信守终生?

再说了,萨特不年轻,也不帅气,那张脸越老越像一只被泼了硫酸的老青蛙,丑死了。

波伏娃自己也不明白,但她知道一点:只有在萨特身边,她才能平心静气的写作,才能创造自己想要的生活,一种成为伟大女作家的生活。

她从少女时期就开始思考女性的人生,她一直想写一本真正的女性之书。讨论作为女性存在在这样的一个世界上,究竟意味着什么或许需要承受些什么。

她打算如何写这样一本书?独居?隐世?还是像个幽灵一样,鬼鬼祟祟,用一辈子游荡于社会边缘,靠着自己的偏执想象来创作?

都没有,她选择了杂志连载。

这本书的名字叫做《第二性》,从1948年开始在《现代》杂志上连载,次年出版。

出版后,大作家莫里亚克对这本书大吐苦水,“从文学上看,我们已达到下流的极限。当我们还是幼童时,大人们为使我们呕吐,给我们灌进肚里的正是这种反胃的东西。”

那这本书究竟说了什么?

它谈女性:一个只膜拜自己的,向往空中楼阁的成功的女人,不可能对其他女人热烈相依,她在她们身上只看到了竞争者与敌人。

它谈婚姻:婚姻几乎总是毁掉女人。婚姻的悲剧性,不在于它向女人保障它许诺过的幸福——没有幸福是可以保障的——而是因为婚姻摧残了她,使她注定要过上重复和千遍一律的生活。

这种生活是什么呢?

20岁就成了家庭主妇,永远和一个男人联结在一起,怀里抱着个孩子。

它谈到女人的一生:女子在整个一生中,常要解决的问题是很微不足道的,那就是:如何消磨时间?

由于女性对医疗,艺术,科学,宗教等等一无所知,她们的视野就只能窝在一个狭窄的空间里,这个空间就叫做:家。

她治理着家,保持着单调的节奏,行使着对家的领导权,使从外面回来的男人无所事事,几乎成了个废物。

它谈到女性的态度:对这一切痛苦,女性没有反抗,因为没人教她。她当然不愿意顺从,所以她的态度就是,持续不断的怨天尤人。

它痛心疾首的总结到:女人的不幸就在于她受到几乎不可抗拒的诱惑包围,一切都促使她走上容易走的斜坡。

人们非但不鼓励她奋斗,反而对她说,你只要听之任之滑下去,就会到达极乐的天堂。

当她发现自己被骗时,已经晚了,她的力气在情欲的冒险中,在拜金主义的侵略中,已经消耗殆尽。

而最后,它鼓励女人一定要独立起来:

不要将打扮与家务变成难以掌握的艺术,因为这些根本不是艺术。

独立意味着自卑,如果你真的独立,真的思考过自己的处境,就会受到自卑情结的折磨。

不要因为自己笨拙,而对别人卑躬屈膝。

电视剧《性爱大使》引用《第二性》的内容

在性这件事上,波伏娃更是直言不讳:“一个花费精力,有责任感,了解与世界的阻力相斗争的女人,不仅需要——像男人一样——满足自己的肉体欲望,而且更需要体验幸运的性冒险带来的松弛与消遣。”

她甚至大声疾呼,“谨慎会导致平庸。”作为女人,一定要努力挖掘自己身上的潜力,要有不求结果的体验生活的兴趣,更要有不含功利的好奇心。

然而,写出这样一本书的女性,始终没有被视作真正独立的人。她名字经常与萨特联系在一起,她的哲学理念也经常与当时流行的存在主义如出一辙,就连文学水平,也被人说是差了同期哲学家一大截。

波伏娃没有气馁。《第二性》出版后,她便投入到了另一部小说的创作中。1954年,她写出了《名士风流》,这一次没人敢多嘴了,因为《名士风流》获得了龚古尔奖。

晚年的她,依旧活跃在国际舞台上,活像个漫游者,似乎是打算四海为家。由于局势不稳,她又躲进了自己的创作中。

她先花了18个月写了《一个良家妇女的回忆》,后来又连续写了4大本回忆录。

她人老了,但还是很积极。她与萨特一起去古巴访问后,遇到了阿格林。

原来他是来拜访波伏娃的,波伏娃的朋友觉得他无处可去,就把她的公寓药匙给了他。波伏娃没想到10年后还能再次见面,真是五味杂陈。

阿格林这次来,已经不是22岁的小伙子了,他结了婚,离婚,复婚,结果又离了。

几经折腾他对生活也心灰意冷,一直过着独居生活。邻居们都说他脾气古怪,不好相处。

波伏娃在晚餐席上听他诉苦,不知道该说什么。

她看了看萨特,他什么也没说。

1975年,萨特终于老到行动不便,视力衰竭的地步,波伏娃决定寸步不离地守在他身边。

他们没有结婚,没有生孩子,年轻时的放荡都物是人非了。波伏娃暂停了自己的写作计划,专心陪伴萨特,她一笔一划地记录下他的口述,招呼朋友的同时也记录下他们的谈话内容。

1980年,萨特因肺气肿去世。波伏娃对他,只剩下一腔的爱恋了。她低着头,悲伤的说,“我想钻进被窝,躺在他的身旁。”

但是,过了几天她就重新振作起来,她不想被萨特的死拖住脚步。“永远不要指望别人,要靠自己。如果我无所事事,什么也不干,我自己就一文不值了。”

她依旧在写书,不断地整理着萨特的遗稿。可是,悲伤与孤独依旧像狂蟒一样纠缠着她,六年后,她还是追随萨特而去。

《第二性》这本书成了她的代表作。世界上再没有比这本书更有名的女权主义著作了。

她在书中反复强调,人们送给女性“女性的气质”这种虚假的财富,来交换她的自由。所以,她从未结婚,也从未生过孩子,一直保持着她想要的那种独立。

而这种独立,相当的尖锐,几乎是难以企及,一不小心就会被自卑感淹没。

但她做到了。

就如同她在《第二性》里所期待那样,成为了一个独立的女人。

而她不仅希望自己能做到,更希望其他的女性也能做到。

这一直是她的梦想。

作者:利物浦早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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