波伏娃出生的时候，正赶上一场家庭悲剧。

波伏娃刚出生，祖父在与别人的较量中败下阵来，他以前是个了不起的银行家，如今银行倒闭，穷困潦倒。

女儿与女婿只好独立生活，他们搬到了出租的寓所，那个寓所一共有两个卧室，一个客厅，位于一幢简陋的小楼上。

女人成了家庭主妇，男的则不得不在律师事务所讨生活。

由于十分怀念过去的贵族生活，波伏娃的母亲，一位家庭主妇，非常渴望能将这一切在波伏娃身上复制出来。

她刚满3岁，母亲就给她买来儿童读物，5岁半就到阿德利娜·德西尔学校的学前班，7岁就开始了儿童故事的创作。

此外，母亲还让她学英文，学钢琴，她实在不想让波伏娃沦为一般的女子。

父亲的影响就更多了。他根本不想在律师事务所工作，他是个烂漫派，整天幻想着做一位优秀的戏剧演员。

他经常把家当成戏剧的舞台，邀请蒙巴那斯大街上的戏剧家，演员来家里聊天，说戏。

父亲有些不良嗜好，但他对戏剧的热情还是感染了母女两，他自己写剧本，经常让妻女背诵戏文，给她们上朗诵课，训练走台步，还指导化妆。

1914年，一战爆发，父亲应征入伍，家里轻松愉快的气氛消失了，连经济上也出现了困难。波伏娃眼看着自己的母亲为支撑家庭操劳过度，整个生活仍不见起色，而且还越来越穷。

父亲退伍回来后，这种情况也没有改善。于是，波伏娃15岁时，父亲终于开口了，“你必须工作，否则甭想结婚。”

不过，波伏娃没听。17岁时，她考上了索尔邦大学——就在蒙巴那斯大街上。

波伏娃选择了文学、数学、哲学这三个专业，私下里还想读一个法学。倒不是说她是个天生的学习狂人，只是文凭越多，越能找到好工作。

尽管学习成绩优异，她还是没有安全感，那4年来，她为自己制定了严格的学习计划，发誓决不虚度此生。

父母因经济困难没能实现自己的理想，绝对是被耽误了。她要极力避免这样的事在自己身上重蹈覆辙。结识萨特之后，她在自我解放的路上就一去不复返了。

电影《花神咖啡馆的情人们》的萨特与波伏娃

1929年，波伏娃通过了教师学衔考试，苦行僧式的学习告一段落。她得寻求些刺激来放飞自己。

她学会了抽烟，经常在艺术之家咖啡馆里闲逛，没事就到电影院，剧院，音乐厅去消磨时间。

她读了很多小说，乔·治桑成了她的偶像。为了不让父母过度干涉自己，她搬到了外祖母家居住，每个月付给外祖母一定的房钱。

放飞自我整个过程中，最异乎寻常的一点就是她的恋爱关系。过去她爱上了表哥，没日没夜地想着结婚。

如今，她爱上了萨特，却跟他签了一份恋爱协议。按协议的意思，双方要保持两年的恋爱关系，但保持各自独立，不同居。要永远坦诚，不欺骗彼此。

两年里，波伏娃与萨特聚少离多，两年后，也是各奔东西，就像个别的老夫老妻那样。

1931年，两人为纪念恋爱两周年，去了火车站，他们握手道别，说彼此珍重。火车启动，萨特北上去了勒阿弗尔，波伏娃则南下去了马赛。

一切就像排练过。

波伏娃要去蒙格朗公立中学做老师。但她根本不是个好老师，她太标新立异，经常给年纪轻轻易受蛊惑的少女们灌输新思想，什么要独立自主啦，要多读书啦，而且读书要读什么书，不是言情小说，而是纪德、普鲁斯特这种离经叛道的新派作家的书。

结果，波伏娃受到了全校老师与家长的一致反对，他们让她“盯紧课本要求，不要超纲。”

波伏娃在学校里的朋友很少，几乎没有。她依然保持在巴黎时的习惯。一个人去看电影，一个人去咖啡馆，一个人在食堂吃饭。

她的单身生活，硬得像一块石头。每到周四或周末，她就套上自己最旧的裙子，背上布提包，徒步旅行去了。为了抵御这种独居生活的清冷与孤单，她也开始尝试创作。

4年来，她一直是个很失败的教师，动不动就被学校行政团体打压。她的烦恼还不止这些，在柏林，萨特爱上了同事的妻子。

听闻这次移情别恋，波伏娃立刻就奔去了柏林。她改变了计划，说自己想同居。

萨特同意了，但依旧沾花惹草。唯一能阻止他的或许是另一场战争：二战。1939年6月，法国宣布参战，萨特去了前线。

波伏娃没弄到通行证，所以一直没能去前线看望萨特。她每天就就坐在多姆咖啡馆里写东西。

萨特回来了，因为他视力下降太快，连文官的工作也不能胜任了。不过，回来并不代表自由，巴黎已经沦陷，知识分子只能苟且偷生。

战争让所有人都不好受，每个人都希望找到一种自由的突破口。这时期，波伏娃与自己的学生娜塔莉关系特别好。

两人经常出双入对的走在大街上，一有时间就去咖啡馆，酒吧，电影院里闲逛。

然而，娜塔莉的母亲却把波伏娃给告了，说她诱骗未成年少女。自从女儿与波伏娃成为朋友后，她一直担心女儿变成一个坏人。

12年的学校生涯就此结束，波伏娃被学校开除，永远不能再教中学，稳定的经济收入也没了。

幸运的是，同一年她的小说《女宾》出版。

此时，最让她烦忧的不是工作，而是恋爱契约。她与萨特重新定了一个新约，名为“三重奏”。

萨特发起了这样一个契约，而波伏娃只是被动的参与者。“三重奏”的意思就是，既让萨特保持着与其他女人的暧昧，又保持着与波伏娃的恋爱关系，这完全破坏了一夫一妻制。

出门时，波伏娃必须与两个人一起，萨特与他的新情人奥加尔。波伏娃觉得，这根本就是侮辱，奥加尔很妩媚，总是搔首弄姿，可一旦没了萨特，两个女人单独面对面，她就不那么可爱了。

“三人行”很别扭。波伏娃受不了，奥加尔也变扭，很快就散了。而萨特自己也在《隔间》里承认了这种关系的失败，他说，“他人，即地狱。”

但很快，另一个“三重奏”又开始了，此后又出现了无数次。波伏娃虽然默认了这种关系，但她还是坦诚说自己并不是很开心。

我试图在这种关系中得到满足，但我白费了力气，我在其中从未感到自在。

不仅她自己不自在，外界的反应更是震惊。她的女学生写自传时，还不忘讽刺说：“对于自己班上的年轻姑娘，波伏娃总是自己先尝一口，然后送到萨特的床上。”

二战结束后，波伏娃去了美国，她是受邀去讲学的。连篇累牍的新闻都报道了她与萨特的关系，说她是：“让-保尔·萨特志同道合的女伴和最漂亮的存在主义者。”

她讨厌别人这么说，但没阻止。她如何阻止呢？到美国之后，她发现自己爱上了一个22岁的小伙子阿格林。

断断续续的交往了三年后，波伏娃还觉得，自己最好还是回到萨特身边，就像他屡次出轨却又回到自己身边一样，只有他们两是精神上永恒的伴侣。

她回到了巴黎，萨特也刚好与其他女人分了手。而阿格林完全不理解，一个鼓励出轨、分享爱情的契约，有什么地方值得波伏娃信守终生？

再说了，萨特不年轻，也不帅气，那张脸越老越像一只被泼了硫酸的老青蛙，丑死了。

波伏娃自己也不明白，但她知道一点：只有在萨特身边，她才能平心静气的写作，才能创造自己想要的生活，一种成为伟大女作家的生活。

她从少女时期就开始思考女性的人生，她一直想写一本真正的女性之书。讨论作为女性存在在这样的一个世界上，究竟意味着什么或许需要承受些什么。

她打算如何写这样一本书？独居？隐世？还是像个幽灵一样，鬼鬼祟祟，用一辈子游荡于社会边缘，靠着自己的偏执想象来创作？

都没有，她选择了杂志连载。

这本书的名字叫做《第二性》，从1948年开始在《现代》杂志上连载，次年出版。

出版后，大作家莫里亚克对这本书大吐苦水，“从文学上看，我们已达到下流的极限。当我们还是幼童时，大人们为使我们呕吐，给我们灌进肚里的正是这种反胃的东西。”

那这本书究竟说了什么？

它谈女性：一个只膜拜自己的，向往空中楼阁的成功的女人，不可能对其他女人热烈相依，她在她们身上只看到了竞争者与敌人。

它谈婚姻：婚姻几乎总是毁掉女人。婚姻的悲剧性，不在于它向女人保障它许诺过的幸福——没有幸福是可以保障的——而是因为婚姻摧残了她，使她注定要过上重复和千遍一律的生活。

这种生活是什么呢？

20岁就成了家庭主妇，永远和一个男人联结在一起，怀里抱着个孩子。

它谈到女人的一生：女子在整个一生中，常要解决的问题是很微不足道的，那就是：如何消磨时间？

由于女性对医疗，艺术，科学，宗教等等一无所知，她们的视野就只能窝在一个狭窄的空间里，这个空间就叫做：家。

她治理着家，保持着单调的节奏，行使着对家的领导权，使从外面回来的男人无所事事，几乎成了个废物。

它谈到女性的态度：对这一切痛苦，女性没有反抗，因为没人教她。她当然不愿意顺从，所以她的态度就是，持续不断的怨天尤人。

它痛心疾首的总结到：女人的不幸就在于她受到几乎不可抗拒的诱惑包围，一切都促使她走上容易走的斜坡。

人们非但不鼓励她奋斗，反而对她说，你只要听之任之滑下去，就会到达极乐的天堂。

当她发现自己被骗时，已经晚了，她的力气在情欲的冒险中，在拜金主义的侵略中，已经消耗殆尽。

而最后，它鼓励女人一定要独立起来：

不要将打扮与家务变成难以掌握的艺术，因为这些根本不是艺术。

独立意味着自卑，如果你真的独立，真的思考过自己的处境，就会受到自卑情结的折磨。

不要因为自己笨拙，而对别人卑躬屈膝。

电视剧《性爱大使》引用《第二性》的内容

在性这件事上，波伏娃更是直言不讳：“一个花费精力，有责任感，了解与世界的阻力相斗争的女人，不仅需要——像男人一样——满足自己的肉体欲望，而且更需要体验幸运的性冒险带来的松弛与消遣。”

她甚至大声疾呼，“谨慎会导致平庸。”作为女人，一定要努力挖掘自己身上的潜力，要有不求结果的体验生活的兴趣，更要有不含功利的好奇心。

然而，写出这样一本书的女性，始终没有被视作真正独立的人。她名字经常与萨特联系在一起，她的哲学理念也经常与当时流行的存在主义如出一辙，就连文学水平，也被人说是差了同期哲学家一大截。

波伏娃没有气馁。《第二性》出版后，她便投入到了另一部小说的创作中。1954年，她写出了《名士风流》，这一次没人敢多嘴了，因为《名士风流》获得了龚古尔奖。

晚年的她，依旧活跃在国际舞台上，活像个漫游者，似乎是打算四海为家。由于局势不稳，她又躲进了自己的创作中。

她先花了18个月写了《一个良家妇女的回忆》，后来又连续写了4大本回忆录。

她人老了，但还是很积极。她与萨特一起去古巴访问后，遇到了阿格林。

原来他是来拜访波伏娃的，波伏娃的朋友觉得他无处可去，就把她的公寓药匙给了他。波伏娃没想到10年后还能再次见面，真是五味杂陈。

阿格林这次来，已经不是22岁的小伙子了，他结了婚，离婚，复婚，结果又离了。

几经折腾他对生活也心灰意冷，一直过着独居生活。邻居们都说他脾气古怪，不好相处。

波伏娃在晚餐席上听他诉苦，不知道该说什么。

她看了看萨特，他什么也没说。

1975年，萨特终于老到行动不便，视力衰竭的地步，波伏娃决定寸步不离地守在他身边。

他们没有结婚，没有生孩子，年轻时的放荡都物是人非了。波伏娃暂停了自己的写作计划，专心陪伴萨特，她一笔一划地记录下他的口述，招呼朋友的同时也记录下他们的谈话内容。

1980年，萨特因肺气肿去世。波伏娃对他，只剩下一腔的爱恋了。她低着头，悲伤的说，“我想钻进被窝，躺在他的身旁。”

但是，过了几天她就重新振作起来，她不想被萨特的死拖住脚步。“永远不要指望别人，要靠自己。如果我无所事事，什么也不干，我自己就一文不值了。”

她依旧在写书，不断地整理着萨特的遗稿。可是，悲伤与孤独依旧像狂蟒一样纠缠着她，六年后，她还是追随萨特而去。

《第二性》这本书成了她的代表作。世界上再没有比这本书更有名的女权主义著作了。

她在书中反复强调，人们送给女性“女性的气质”这种虚假的财富，来交换她的自由。所以，她从未结婚，也从未生过孩子，一直保持着她想要的那种独立。

而这种独立，相当的尖锐，几乎是难以企及，一不小心就会被自卑感淹没。

但她做到了。

就如同她在《第二性》里所期待那样，成为了一个独立的女人。

而她不仅希望自己能做到，更希望其他的女性也能做到。

这一直是她的梦想。

作者：利物浦早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