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东汉汉末年群雄割据到北宋初年宋太祖改革政治制度，在这将近八百年的历史中，唐朝中后期的藩镇割据格局，其实是一种最稳定的权力格局，没有之一。
说起藩镇割据，要先从府兵制开始说起。北魏分裂之后，由于武川军事集团的实力远远弱于河北军事集团，特别是邙山大战后，武川派损失惨重，因此武川派的老大宇文泰开始重用关陇本地豪强，他一面给老百姓分田地，形成世袭的兵农一体制度；一面用高官厚禄对关陇当地豪强进行笼络，并将全国划分为若干个折冲府，让被拉拢的关陇当地豪强对分了地的老百姓进行管理，这便是所谓的府兵制。
那么搞这套府兵制有什么好处呢？首先老百姓的积极性被调动了。那些分了田的老百姓有一些特权，因此打起仗来特别卖力；同时由于军户有自耕田，经济上可以自立，中央也不需要承担过大的财政压力。最关键的是有利于中央集权！于是后来的北周、隋朝和唐朝中前期也都沿用了这套了制度。
但是这个制度也有一个问题，就是兵农一体的体制太僵化。比如说，府兵家庭的男性天生就有打仗义务，哪怕是这个男性打从娘胎出生就是个残疾，他也要参军。因此这就导致府兵到了后来，素质大大降低。并且由于唐朝中期土地兼并严重，府兵制的基础均田制被破坏，很多府兵的土地被兼并，失去了经济来源，而他们又要承担自购武器，自带军粮为国家打仗的义务。这怎么可能呢？于是府兵大量逃亡，府兵制也就崩溃了。
在府兵制崩溃后，唐朝又想出了募兵制，也就是招募职业军人。这套制度有优有劣，优点在于募兵的素质较高，打仗不含糊，能够维持唐王朝的统治；缺点是募兵的军费开支太大，中央政府负担不起。因此唐朝皇帝便想出了节度使制度，也就是给节度使一定的行政权和财政权，让他们管理募兵，等于把管理地方的担子甩给节度使了。
设置节度使之后，对唐朝对外的战争起到了立竿见影的效果。玄宗一朝名将辈出，哥舒翰攻吐蕃石堡城，高仙芝远征小勃律，安禄山征契丹，唐朝都没有动用中央军，只靠节度使的边防军就取得了巨大的军事胜利。由于节度使们将外患挡在了国门之外，战事只限于边境，因此内地的老百姓可以免遭战争侵扰，同时也不再需要承担兵役，影响农业生产，这才创造了盛唐的开元盛世。
因此可以说，节度使是顺应了唐代军事形势的需要，在当时有其积极的作用。只不过后来唐玄宗昏聩，过于纵容节度使，导致边镇兵多势强，而唐朝中央势弱。外重内轻的危局既已形成，形势就不在唐廷掌控之中，才为后来安史之乱埋下了祸根。
天宝十四年，安禄山于范阳起兵。继而，摧枯拉朽。潼关之战后，忠于唐朝的节度使大半被杀（有的是被唐玄宗自己杀的），玄宗仓惶逃到蜀中，只留下威信不够的太子李亨抵抗，李亨又是个没本事的人，只会对节度使和外番奴颜婢膝，继而导致唐朝的中央权威尽丧。等到平定安史之乱后，节度使坐大的局面形成。为了制约边境藩镇的威胁，唐朝中央自己在内地设立中原藩镇，让内地和边境的藩镇形成相互制约。再后来藩镇割据尾大不掉，唐朝便承认了藩镇的半独立性质。藩镇强唐弱，就是这个意思。
那么这是不是就说藩镇割据一定就是百无一用的呢？其实也不是。
唐朝的藩镇割据格局，从唐肃公元757年回到长安算起，到880年黄巢进入长安，存在了123年；在这123年时间里，大唐皇帝都是货真价实的皇帝，虽然有不少皇帝是傀儡，但这些傀儡皇帝是宦官的傀儡，并不是藩镇的傀儡。因此总的来说，藩镇割据时期的唐朝皇帝都是货真价实的皇帝。
唐朝在这个时期给人的印象，乍一看去好像皇帝都好窝囊，跟盛唐之前完全没法比。但如果再把时间线拉长，跟东汉末年至安史之乱的这几百年进行对比，毫不夸张的说，藩镇时期的唐朝真的太稳固了，而且稳固的时间也是最长的。
比如三国时期的魏蜀吴三朝，都是短命的割据政权；再比如西晋、前后赵、前后秦、前后燕和北周、北齐，南朝宋、齐、梁、陈这十几个政权，也都是短命王朝。不是亡于外患就是亡于无休无止的内讧。藩镇割据时期的唐朝，皇权稳定性是远超这些政权的。
对比了一些短命的，再看看享国时间比较长的东晋、北魏。东晋一共立国103年，从时间上就输了。更主要的是，东晋的皇帝大都是傀儡皇帝，而且纯24K的傀儡；北魏一共立国148年，从时间上看，略胜藩镇格局下的唐朝。但是北魏开国之初只是塞外的割据政权，它是到了公元439年才统一北方。因此北魏统一北方的时间，其实还不到一百年时间。而且北魏死于非命的皇帝也多的去了，比如冯太后、胡灵太后专权时期，北魏皇帝就形如傀儡。 从这层意义上，北魏的皇权的稳定性，也实在不能与藩镇格局下的唐朝相比。
对比完两个享国时间比较长的，再对比盛唐之前的唐朝。先抛一个结论，安史之乱之前的唐朝皇帝可谓是高危职业！高祖被太宗篡位，高宗被武则天架空，中宗和睿宗两兄弟被武则天废掉。后来武则天被迫退位，中宗又被媳妇毒杀，睿宗也很有自知之明的禅位给玄宗。这整个136年的历史中，只有李世民一个人算是有惊无险的熬完了皇帝生涯。
这样一看，从东汉末年到赵匡胤陈桥兵变七八百年的历史里，说晚唐的藩镇格局，是最稳定的权力格局，一点都不为过。
那么藩镇割据下的唐朝为什么稳呢？其实道理很简单。藩镇割据之前，历代王朝能想到的统治手段无非就是以下几种：
搞分封，让同姓诸侯王代为管理，结果就是诸侯王叛乱；
重用外戚，借老婆家的势力管理全国，结果外戚专权了；
重用豪族，借豪门大族的势力管理全国。结果权臣篡位；
重用宦官，利用宦官制衡大臣。结果宦官们又专权乱政。
尽管隋朝开创了科举制，但当时的科举制只能算半科举制，隋唐两朝对参考人员的限制要求太多了。真正做到寒门出仕子，那还要等到宋朝。所以唐朝的皇帝，其实根本没有多少既有才，又愿意效忠的人才可用。搞来搞去还是老套路。
相比于诸侯王、外戚、豪族，藩镇割据的危害性简直太小了。为什么小呢？因为藩镇本身也存在制约关系，小兵杀中层军官，中层军官杀节度使，节度使再杀下面的人，藩镇内部也是乱的。所以藩镇割据问题的核心不在那些节度使，而在节度使麾下的骄兵。这些兵痞子全无畏上之心、忠诚之念。中央供养不起，又不敢裁撤，因此地方藩镇对唐朝的稳定起实际到了一个很好的缓冲作用。否则藩镇的骄兵就不是整日闹响、擅自杀立节度使，而是像五代时那样，直接造反，动辄就奔皇帝去了。
也就是说，大多数的藩镇其实没有很高的政治追求。除了安禄山和朱温这两货之外，根本就没有几个藩镇对皇帝的宝座感兴趣。藩镇的兵痞子只关心自己的一亩三分地，只要不动这些兵痞子的利益，万事好商量。而如果有藩镇想动皇帝，其它藩镇也不会坐视不管，因为这会影响到藩镇割据的政治平衡。
在这种藩镇割据的格局下，唐朝的皇权虽然受到冲击，属于半死不活的状态。但是皇帝也省去了很多烦心的事，不会受到诸侯、豪族和外戚的影响。只不过唐朝自玄宗后，继位的皇帝大多都是庸才，导致皇权被宦官所掌控，对大臣的党争也管控不到位。最后一场浩大的黄巢大起义，把皇权最后一丝威严也给扫没了。而黄巢起义的另一个影响就是藩镇被削弱，藩镇之间的平衡被打破。起义军出身的朱温尽扫河南藩镇，继而诛杀宦官和皇帝，唐朝也由此灭亡。藩镇弱而唐亡，便是这个意思。
从某种意义上，藩镇割据是中国政治史上的一个分水岭。从汉朝开始，唐中期的藩镇割据之前，历朝历代都是豪门贵族和皇帝共掌大权的政治格局，在这种豪门大族控制的政治格局的背景下，皇帝必须用人惟亲，才能对豪门进行制约。结果就是诸侯王造反、外戚干政、宦官专权，但是不用这些人似乎也不行，因为如果皇帝不用人惟亲，他随时会被其它军政大佬或者豪门代表利用和平演变的方式把他蹬掉。因此可以说，皇帝从大街上随便拉出一个路人也比重用豪门的公子哥要保险。因为豪族不会感恩于皇帝，而普通人则会感激涕零。
但是从藩镇割据之后，唐朝开始向官僚政治的格局转化。在这个时期，唐朝没有诸侯王叛乱和外戚专权的问题，豪门对皇权的干预也大为减轻，只剩下宦官和地方势力这两个毒瘤。不过赵匡胤建立北宋后，这两个毒瘤也被一并给铲除。宋朝也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真正意义的皇权至上的时期，也是中央真正实行集权管理的时期。
因此藩镇割据，实际上是起到了一个承上启下的作用。它上乘传统的豪族政治，下启北宋的平民政治，处于这两种截然不同的政治格局的过渡阶段。只不过皇权在这个阶段遇到一个比较尴尬的问题，那就是军人势力失控的问题。
不过宋朝为了解决藩镇割据的问题，也搞的有点矫枉过正了。宋太祖将地方行政权、财权和军权全部集于中央，这固然是削弱了地方对中央的威胁，增强了中央集权。但代价就是外患频繁，北宋长年处于挨打状态。中央被三冗问题压的透不过气。这一现象，其实又回到了唐朝设立藩镇之前。北宋后期为了打西夏，照样给了武将很大的权力。从一点可以看出，在当时那种生产力水平下，要想抵御外番，必须要给地方实权，但是给的太多了又会搞割据。大多数中原王朝不是死于外番就是死于内患，中国的历史，其实就是在这种死循环下转了几千年。
总的来说，安史之乱是唐朝的区分线。安史之乱前，唐朝可以算是“后隋朝”，之后则是“前宋朝”。当帝国由扩张变为内敛，政治体制也是一定会改变的。藩镇割据虽然不好，但却是当时维系帝国统治和王朝基本版图的权宜之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