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对检察官, 已成阶下囚的范介夫连声说:“划不来、划不来, 我至少损失了上百万元。如果不贪这些钱, 算一算, 我再工作十多年, 合法收入都不止这些。”

2012年, 贵州省黔南州贵定县法院全部采信检察机关指控的犯罪事实, 认定该州教育局原副局长范介夫在任都匀市教育局局长期间, 利用职务之便, 伙同下属——计划财务科科长黄洪, 共同收受多名教育基建工程承包商所送的180多万元。鉴于二人有法定从轻情节, 遂以受贿罪判处范介夫有期徒刑八年、黄洪有期徒刑五年。

内心防线彻底崩溃

说起范介夫, 很多了解他的人都说他有过辉煌的经历。大学毕业后, 范介夫被分配到都匀市第三中学。他从教学一线干起, 多次被评为省、州教育系统先进个人, 曾历任都匀市第三中学副校长、校长。2001年, 35岁的范介夫出任都匀市教育局局长, 并当选为市委委员。2009年年底, 范介夫参加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 (以下简称黔南州) “公推直选”考试, 以优异的笔试和面试成绩胜出, 出任黔南州教育局党组成员、副局长。

有句古话说:人无癖, 不与之交。范介夫有个癖好——爱车。

范介夫的业余生活比较单一, 就是爱在工作之余驾车出游。他对各大汽车品牌、配置及性能了如指掌, 是个不折不扣的汽车发烧友。随着社会地位的提高, 单位为他配了公务用车——大众帕萨特轿车, 但公车毕竟不是私车, 也非他喜欢的品牌和车型。范介夫打心底儿渴望拥有属于自己的名车, 可他的经济条件却不足以支撑这一愿望。看着自己手中的都匀市属中小学教育基建工程发包权, 看着每年自己经手的数百万元工程款, 范介夫的心里时常进行着激烈的思想斗争。他告诫自己:还是别犯傻为好, 勿以贪小而失大!

就在范介夫处在贪与廉的十字路口的关键时刻, 他把一个关键性的人物——黄洪拉到了身边。也正是由于黄洪的到来, 范介夫结束了思想徘徊, 走上了贪腐的“单车道”, 转不回弯儿来了。

范介夫与黄洪是“发小”。他们都是都匀剑化厂子弟, 在同一个小学上学, 在同一个家属院生活、玩耍, 从小就熟悉。范介夫当上市教育局局长后, 看到仍在都匀市法院当书记员的黄洪在工作上不怎么如意, 便出面协调相关部门, 把黄洪调入教育局计财科, 负责基建工作。第二年, 范介夫将黄洪提拔为计财科科长, 委以重任。在黄洪的心目中, 范介夫对自己有知遇之恩。

黄洪知道范介夫有驾驶名车出游的爱好, 便打定主意:“可以借工程承建商的手报答范大哥。”同时, 黄洪心怀得意, “自己也可从中捞得外财”。

机会说来就来。2003年8月的一天, 黄洪在范介夫办公室汇报完工作后试探道:“有承包商愿意在中标后给回扣……”本来还时常自我约束的范介夫在知根知底的“发小”面前动摇了, 犹豫不定地说:“这样不好吧?”黄洪见势, 进一步劝说:“不要紧, 这些钱又没有过你的手, 你又没有拿包工头的钱, 与你无关。”听了这话, 范介夫内心的防线一下子彻底崩溃了, 对黄洪说:“这些事你去办就行了。”

“善解人意”的背后伎俩

得到范介夫的首肯后, 黄洪着手同想参与工程的承包商谈工程项目“返点”, 谈好“返点”比例后, 黄洪就向承包商保证, 让他们如愿得到工程。

可有些承包商与黄洪私下谈好承建工程后仍不放心, 就去找范介夫。范介夫一听黄洪和承包商已经谈好, 马上爽快地同意了承包商的要求。于是, 这样的话在这个工程的承包商圈内传开了:“人家黄洪可是局长的心腹, 做事靠谱。要在都匀教育系统做工程可是离不开黄洪。”

日子过了一个月, 黄洪拿了一张单子给范介夫看, 说:“这张单子上列的工程已经开标了, 你看能不能开工?”范介夫看到在即将实施的工程项目清单上, 只有项目名称和中标价两项内容, 中标单位并没有写在上面, 就问是怎么一回事。黄洪解释说:“我已经和中标单位谈好了, 每个工程都可以‘返点’!”于是, 心知肚明的范介夫点头同意了。他嘱咐黄洪:“安排这些中标单位抓紧时间开工, 这样可以早些拨付工程款。”

2003年年底, 黄洪来到范介夫家, 送上工程承包商的感谢费4万元。看到范介夫笑纳后, 黄洪试探着说:“有些包工头还愿意按每平方米10元至40元给回扣, 希望能在咱们这儿多接点儿工程。”范介夫说:“可以, 你去操作就行了。”

都匀的市属中小学分布较广。因为边远学校的基建工程建筑材料成本和运输成本大, 承包商都愿意做城区学校的工程。黄洪则根据承包商“返点”的情况, 向范介夫建议以“抽肥补瘦”的方式向承包商发包工程, 即如果某承包商上次做的是偏远学校工程, 这次就给城区附近的学校工程。范介夫看在回扣的份上, 同意予以照顾。

2004年年底, 承包商张平承接了都匀市第六中学的教学楼工程后, 找到黄洪说:“以后就按老习惯给你和范局长按中标价的1.5%至2%‘返点’, 请多照顾点儿, 安排近一点儿的工程, 工程太远了赚不着钱。”第二天上午, 黄洪和范介夫到六中的工地检查工作。在工地上, 黄洪向范介夫说了承包商张平“返点”的事和提出照顾的要求。范介夫满口同意:“可以的嘛, 你去办就行了。”

过了一段时间, 张平打电话约黄洪见面。见面时, 张平将一个黑塑料袋交给了黄洪。黄洪看了一下是6万元钱, 马上拨通了范介夫的电话:“张平把东西拿来了, 我给你送过去。”黄洪把这包钱全部交给了范介夫。范介夫感到黄洪鞍前马后很辛苦, 就说:“干脆一人一半。”“仗义”的黄洪忙说:“不要紧的, 以后还会有的。”

就这样, 黄洪出面与基建工程承包商谈“返点”、收受钱款, 范介夫则根据黄洪提供的行贿人请求事项, 利用局长职务之便确定市教育局所属中小学工程的工程承包商, 并及时签字批复给相关工程拨付工程进度款。

2003年至2009年期间, 范介夫和黄洪一人在前台, 一人在幕后, 共同收受基建工程承包人180.9万元和一辆价值6.7万元的哈飞赛豹轿车。两人在分钱事项上达成默契, 心照不宣, 基本上是按1∶2比例分钱, 范介夫从中分得113万多元, 黄洪分得60多万元。

买到“宝马”梦想成真

在法院认定的受贿金额中, 最多的当属工程承包人韩伟泉所送的贿赂款。韩伟泉是范介夫的表亲, 但当他向范介夫请求承建工程时, 范介夫让他“以后工程的事情直接去找黄洪办理”。

黄洪面对范介夫的亲戚也毫不手软地要“返点”。“干工程, 要按4%‘返点’。”韩伟泉感到黄洪心太狠了, 可看看围着黄洪转的众多承包商, 也只好咬牙答应了。

此后, 教育局一有建设工程, 黄洪就在招标前告诉韩伟泉, 并想方设法地确保韩伟泉得到这个工程。在范介夫、黄洪的关照下, 韩伟泉于2006年6月至2009年期间, 陆续从市教育局得到中小学基建工程项目17个, 合同总金额近2000万元。根据事先约定, 韩伟泉分数次给范介夫和黄洪“返点”共计83万元。

黄洪在为范介夫和自己谋取利益的同时, 还不忘关照好范介夫的家人。2009年年初, 黄洪见范介夫的弟弟没有车, 征得范介夫同意后, 让基建工程承包商任志远把自己新购买的哈飞赛豹轿车送给局长弟弟, 用于冲抵承包工程的“返点”。作为回报, 任志远也很快承接到了都匀市第三中学的基建工程。

随着教育系统基建工程的增多, 范介夫手里的“闲钱”越来越多, 对名车的兴趣也越发浓厚。2006年9月的一天, 范介夫问黄洪手里有多少“返点”, 黄洪说有8万元。范介夫说自己有急用, 让黄洪再拿10万元。当天中午, 黄洪开车跑到周边几个中小学基建工程承包商处, 以“领导有急用”为由, 根据工程量, 分别索要了1万元至3万元不等的现金。

下午, 黄洪将收来的18万元现金拿到办公室交给范介夫。国庆节期间, 范介夫用这18万元加上平时收到的“返点”, 共计36万多元, 到贵阳买了一辆进口的韩国产现代新胜达2.7排量的越野车, 并用其在贵阳亲戚的身份证件在贵阳登记上牌。车开回都匀后, 他把车停在亲戚家, 工作之余驾驶。用了一段时间后, 范介夫觉得驾驶韩国车不过瘾, 萌生了买辆更好的名车的念头。

2007年年初, 范介夫到广东出差。了解到“广州销售的进口宝马价格比内地便宜, 并且型号丰富”的信息后, 他返回都匀市, 向黄洪先“借”30万元。黄洪再次以“领导有急用”为由, 在各中小学基建工程承包商处分别索要了份子钱, 凑足30万元后交给范介夫。11月, 范介夫将陆续收到的60万元存入银行卡, 利用到广州市出差的机会, 花55.5万元买了一辆进口宝马330i型轿车;开回贵州后, 又用其在贵阳亲戚的身份证件在贵阳登记上牌, 并在贵阳长期租下了专用停车位, 供自己到贵阳游玩之用。

这两辆车的车价加上办手续的费用共近100万元, 范介夫就这样用受贿所得圆了自己的名车梦, 花着“返点收入”, 过着优哉游哉的日子!

可好景不长, 2009年年底, 就在范介夫出任新职后, 一些群众纷纷向有关部门反映他的问题。2010年6月, 黔南州有关部门开始对范介夫的问题进行调查。2010年8月, 范介夫被省检察院批准逮捕。

刚上台就落马。范介夫最终倒在了自己欲望飞驰的车轮下……

(文中除范介夫、黄洪外均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