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语·八佾第三》开篇就是“孔子谓季氏：‘八佾舞于庭，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

《集注》有曰：“季氏，鲁大夫季孙氏也。佾，舞列也。天子八，诸侯六，大夫四，士二。每佾人数如其佾数。或曰‘每佾八人’，未详孰是。季氏以大夫而僭用天子之礼乐，孔子言其此事尚忍为之，则何事不可忍为”。“八佾”是专属天子的乐舞，作为臣子的季氏居然把它弄到了自己的庭院，这让一贯秉承“忠恕之道”的孔子气愤至极而深疾之。

孔子一生都在为推行他心目中的理想社会而奔忙。他曾明白无误地声言：“周监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吾从周。”周文王、周武王和周公旦时期，物阜天宝，繁荣昌盛。他们励精图治，制礼作乐，历数百年，形成一套符合社会进步需要的“礼”的典章制度，一直被后人所称道。到了孔子生活的年代，却是一个社会大动荡的时代，东周王室衰微，周王朝的礼乐制度被废弃殆尽，社会秩序混乱不堪，天子没了权威，臣子不像臣子，连小小鲁国的大夫季氏都敢公然“僭越”，将天子之乐的“八佾”舞于私家，这个社会岂不乱了套？故而孔子深责其恶，公然指责说，季氏的这种行为可以容忍的话，还有什么不可容忍的哪！

“礼”是孔子思想的核心内容之一。“礼，履也，所以事神致福也”（《说文解字》）。在孔子之前，礼只作为国家政治生活中维护君主统治的一种典章制度，常常与“敬天”“祭祖”的器物和仪式联系在一起，并没有道德价值判断的含义。到孔子时，他把“礼”看成一种规范人们行为的礼仪制度，把它的功能和作用提高到调整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使之和谐有序的高度，并为此奔走呼号。孔子多次讲：“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一切按周礼的规定办；“克己复礼为仁，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努力为恢复周礼而奋斗；“礼之用，和为贵”，呼吁用周礼促进社会的和谐。

随着铁器的普遍使用和牛耕的广泛推行，春秋战国时期的经济发展到一个新阶段。社会生产关系和阶级关系都发生了明显变化。井田制这一奴隶社会王权统治的重要经济支柱逐渐崩溃，一部分大贵族迅速没落，诸侯和卿大夫政治上的独立性得到加强，周初“诸侯并列，王室独尊”的局面被彻底打破，东周天子早已无力控制各个诸侯国。沿袭已久的周天子所专用的一些礼乐，各国诸侯也应用起来。诸侯专有的东西卿大夫照样拥有。诸侯不听命于天子，卿大夫不被诸侯支使，犯上作乱，层出不穷。这就是所谓“名与器”的“僭越”。列国之间开展了以扩张领土、夺取财富和迫使小国臣服为目的的无休止的兼并战争，成了春秋政治的重要内容。

孔子责备季氏的“僭越”行为，正是孔子礼制思想的显现。“仁”与“礼”是孔子思想的核心内容。“仁”是人趋于完美的目标和要求，“礼”是人实现完美的措施和制度。“仁”与“礼”相互渗透，相互融合。没有“仁”无以“礼”，没有“礼”则不达“仁”。孔子还说：“恭而无礼则劳，慎而无礼则葸，勇而无礼则乱，直而无礼则绞。”这都反映了孔子欲以其政治见解和规则有序的典章制度治理和教化人们的迫切心理。孔子不希望破坏既有的社会制度，他要的理想社会是“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君者要按君王的仁德来做君王，臣子要按臣子的仁德来做臣子，父父、子子均皆如此，各按严格的等级界限，“约之以礼”，社会就能处在一个安定的环境之中。如此看来，孔子指斥季氏“八佾舞于庭，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那是再自然不过了。只是在奴隶制崩溃之势已成的情况下，孔子针对当时的新兴势力屡屡执言，反对违背周礼、变法革新，企图挽救奴隶主贵族专政的制度，的确有些逆潮流而动。

孔子高度重视“仁”与“礼”，主张树立遵守社会道德规范的自觉性，给外在的“礼”赋予“仁”的道德内涵，这是孔子对中国伦理思想的最大贡献。因而孔子也是中国历史上揭示“礼”的实质并赋予“礼”以道德含义的第一位思想家。

“八佾舞于庭，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反映的是孔子的时代、孔子的阶级立场和孔子的政治态度。今天借用这句话，撇开它原有的时代背景和政治内涵，单就字面来理解，对现今为人处世、安分守己也有一定的警示作用。制度确定了就要严格遵守，破坏规矩的事情还是不要办，否则一定会遭到唾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