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邀！
这是基于科学或者证据医学（循证医学）的又一次具有里程碑意义的重大进展。
或有人会说，要不要这么夸张啊，把一项充满争议的血压指南推到这么高的位置？
答主认为，这一点也不夸张；至于争议，医学界对于血压标准的认识在争议中一路走低，这一次的修订大有“百尺竿头更进一步”更进一步的意味，争议大也在所难免。
所谓争议，无非是很多医学界人士聒噪的，这一次血压标准要调整将会有多少多少万“无辜”的健康者被错画成高血压患者，又有多少多少万患者要开始吃药——是药三分毒啊；还有喜欢阴谋论的人指，这是跨国制药利益集团的阳谋，这种修订将为高血压制药企业带来巨大的商业利益。
医学界的质疑者似乎忘记了最重要的一点，基于证据，新的血压标准修订，将为全球十几亿高血压患者的健康带来怎样的影响？
透过质疑，我们似乎听到这样一种声音：被诊断出高血压似乎成了一种灾难。
而这，正是上世纪30、40年代医学界对于高血压的主流认识：
“高血压可能是一个重要的补偿机制，它不应该被篡改，我们更不要试图控制它。”
“对一个高血压的人来说，最大的危险就在于发现高血压，因为一经发现不可避免会有一些傻瓜尝试去降低它。”
“升高系统性血压是保证心脏、脑和肾脏正常血液循环的自然反应。任何过度降低血压的企图都可能没有任何好处，相反，更经常会造成伤害。原发性高血压的许多病例不仅不需要任何治疗，而且也没有任何治疗可以改善健康状况。”
另一方面，在当时，解决了吃饭问题的工业化后的欧美，心脑血管病持续走高，成了第一大死亡原因。
即便是像美国历史上最伟大的总统之一的罗斯福，严重的高血压导致的头痛的原因被归罪于鼻窦炎，直到引发严重的心功能衰竭仍得不到正确的诊断，从而导致他在他所领导的反法西斯战争取得最终胜利前夜的1945年4月脑出血猝死。
死亡时，血压高达300/190mmHg。
二战后，美国很快罗斯福的继任者杜鲁门签署了美国国家心脏法案，展开心脏病流行病学研究——这就是著名的Framingham心脏研究。
1957年Framingham研究发布的首个研究成果发现，高血压人群冠心病发生率升高近3倍，并定义血压≥160/95mmHg为高血压。
这一高血压标准也被随后开展的美国国民高血压教育项目下负责高血压标准制定的美国国家联合委员会（JNC）在1977年所颁行的全球首个官方高血压标准（JNC1）。
1993年，第5版美国高血压指南（JNC5）将高血压诊断标准降低到≥140/90 mm Hg，是人类对高血压认识的又一个里程碑。到2017年这一次修订前，这一标准已经跨过了四分之一个世纪。
2003年颁行的INC7，对高血压标准也做出了一项重大调整，就是将原本正常范围的
120~130/80~85mmHg定义为“高血压前期”。
加上2017年这一次更“大胆”的调整，每一次都引发争议，但是，每一个标准基本上都在争议声中被普遍接受。
循证医学语境下，每一次医学指南的修订都是基于医学科学研究的证据，对于此前所有可信的研究证据的全面梳理和分析。
比如，如上所述，1957年Framingham研究把血压≥160/95mmHg定义为高血压就基于高血压人群冠心病发生率升高近3倍的证据。
随后的多项研究都发现类似结果，血压升高，尤其是收缩压的升高显著增加冠心病、心衰和脑中风的风险。
1993年JNC5血压标准的重大调整，是基于包含35万人的多重危险因素干预试验即文献综述，结果发现收缩压和舒张压对冠心病死亡率和终末期肾病具有持续和分级的影响，这种影响延续至收缩压120mmHg。
2003年JNC的调整，则是基于2002年对包括100万成年人的61项前瞻性研究的荟萃分析的结论，血压对心血管病和肾病的影响一直延续到115/75mmHg。
包括很多医学界人士，对于高血压标准步步走低的质疑，本质上是他们对什么是高血压问题缺乏基本性认识。
实际上，早在1960年，英国著名医学家乔治皮克林就高瞻远瞩地指出，“人群血压值及对健康的影响是一个连续的分布，高血压是一个定量问题，而不是一个定性问题。
“任何定义的高血压标准截止值都是人为随意划定的。”
也就是说，我们没法确定一个正常血压值；正常不正常需要经过对后果观察的验证，即增加健康风险的血压就是高血压。
1993年，2003年，两次血压标准修订前的证据分别显示，血压高于120/80mmHg，和115/75mmHg，就会增加心血管病风险，就应该属于“高血压”。
但是，医学界还有一种观点，比如欧洲心脏学会和高血压协会ESC/ESH认为，“高血压被定义为这样一个血压水平，经临床试验证明，在该水平之上，治疗（通过生活方式或药物干预）获得的益处明确地超过了治疗风险。”
就是说，高血压标准，不仅需要有证据证明高于这个水平会增加心血管病风险，还要证明降低到这个水平获得健康好处超过治疗的风险。
这就是为什么虽然1993年和2003年的证据已经证明，血压超过120/80mmHg，115/75mmHg就会增加健康风险，医学界却不能达成共识将高血压标准修订到这个水平。
为了解决这个问题，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在2010年资助了一项名为收缩压干预研究（SPRINT）的项目，就是把收缩压进一步降到120以下，与此前的140进行比较，看对健康的影响效应。
2015年发布的结果显示，强化治疗把收缩压降到120，与此前降到140相比，可以显著降低心血管事件，如心脏发作和心脏衰竭，以及中风事件发生率近三分之一，降低死亡风险近四分之一。
不良反应方面，强化治疗组低血压、晕厥和低肾小球灌注发生率稍微增加，但是没有发现严重副作用。
SPRINT的结果，加上此前已经获得公认的证据，足以满足将高血压标准进一步下调的充足条件，这就是这一次美国新的血压标准敢于大胆下调的原因。
但是，SPRINT，及其他这类试验的证据似乎还没有被广泛接受，成了这一次争议的最根本原因。
比如，2018年修订的欧洲高血压标准就没有做根本调整，仍延续了此前的140/90mmHg，仅在治疗策略和目标血压控制方面，做出了向下微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