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同不同意很重要吗？即便为授其术而将自己搞得“惶惶如丧家之犬”的孔夫子不同意，他又能如何呢？充其量也不过是在《春秋》中添上“某年月日，赵武灵王混淆夷夏，其心可诛”一笔而已，但历史是公正的，他不会因为某个人的某句话而改变他的发展轨迹，更不会因为某个人的某个意见而将事实掩藏。岁月的风尘终将公平的把功过是非呈现在每个人面前。

一：夷狄之有君，不若诸夏之无

在“夷夏之辨”这个问题上，即便混乱动荡如春秋之世，孔子依然是坚定而执着的，秉承周礼思想并毕生矢志于发扬周礼、宣扬周礼的孔子对于夷狄始终是存了蔑视之心的。

诚然，相比于文化灿烂、郁郁乎文哉的中华文化，野蛮落后，以掳掠为生的少数民族政权确实要显得落后的多。而更重要的是，那个被孔子崇拜终生向往一世的西周王朝也是覆灭于夷狄之手，换言之，春秋礼崩乐坏、瓦釜雷鸣的大乱之局正是由那些茹毛饮血的少数民族政权开启的。中华民族、炎黄子孙的痛苦和悲惨也都是由他们所带来的。作为一贯以来即“哀生民之多艰”的孔子，在面对赵武灵王要“变夏为夷”的举措时又岂能无动于衷？

换言之，虽说孔子必然会反对赵武灵王“胡服骑射”的改革，但他的反对却不是因为个人义气，而是站在民族立场和道义之上的反对。是出于维护民族纯粹和文化道通的反对。我们并不能因此而说孔子陈腐守旧、不知变通。恰恰相反，做出开山立派的儒家创始人，孔子的思想不仅不守旧，反而还是很激进的，只不过相对于墨家和法家而言又显得稍稍温和而已。此外，再加上董仲舒为逢迎皇权而大肆改造儒学，我们今天所批评讨论的儒家早已不是孔子时代的儒家了。

二：“胡服骑射”的本质是混合夷夏

“今之凡谈变法之人，皆当反顾以见‘胡服骑射’之事，赵武灵王实自商、周以来四千余年中的第一伟人。”这是梁启超先生在谈论办法改革之时所提出的观点。但此观点是否就一定客观而正确呢？

在我看来，梁启超先生之所以许赵武灵王为四千年来第一伟人，是由于清末积贫积弱、备受欺凌的客观时局决定的，毕竟，业已是末世之局的清末与赵武灵王刚刚继位时的赵国时局实在太像。而赵武灵王却凭借“胡服骑射”的政治军事改革不仅实现了富国强兵的梦想，更使赵国成为中原霸主，一度具备一统天下的实力。这无疑为以康有为、梁启超等人为魁首的维新派增加了无穷的信心。换言之，梁启超先生之所以如此推崇“胡服骑射”，不过是简单的惟结果论的体现罢了。

但历史上真正的“胡服骑射”运动却远不如我们想象的这么美好，他并不是简单的“学习胡人的短打服饰，同时也学习他们的骑马、射箭等武艺。”从更深层次的文化角度而言，赵武灵王的此次改革，无异于破开了“夷夏之防”的壁垒。既是中原礼乐文化对少数民族文化的一次渐染，却也是少数民族文化对中原礼乐文化的一次冲击。话说春秋之世虽说动荡已极，但当时的诸侯却也还普遍遵守着周文化的礼节。但自从“胡服骑射”之后，“当今争于霸力”的戾气越来越重，之前备受推崇的文化礼仪则被彻底甩到一边。“崇利争胜”之心亦随之而愈加浓烈。只问结果不问手段的文化因子亦就此根深蒂固，源远流长。

除此之外，赵武灵王发动的“胡服骑射”还进一步混淆了夷夏之间的服饰文化，进而减弱了华夏族鄙视胡人、蔑视夷狄的心思。在无形之中增强了胡人对华夏族的依归心理，缩小了夷夏之间的文化差距，促进了华夏族与北方游牧民族之间的民族融合。但这只不过是我们站在现代人的观点和角度上所得出的结论和功绩，终究不是当时社会的价值体现，毕竟，对于当时只是掌握了相对落后的生产方式和相对有限的生活资料的华夏族而言，少数民族的融合不仅不是好事，反而还是挤占其生存空间的侵略。而这也就是为何英明神武的赵武灵王最后困死沙丘不得其死的原因之一。

三：赵武灵王强军富国没错，孔子克己复礼也没错

对于赵武灵王而言，“胡服骑射”的改革确实起到了他所希望的效用，但他所不曾料到的是“胡服骑射”也在一定程度上使赵国的贵族阶层陷入了更加深刻的矛盾与分裂之中，而其本人也为此付出了生命的代价。不仅如此，由于胡汉之间的文化交流，华夏族先进的政治体系亦被胡人所吸取，进而使得原来一盘散沙的少数民族政权逐渐拧成一股势力，时时刻刻都在长城之北威胁着华夏族的国家安定和政权统续。

固然，按照现在很多公知的话说，文化理应丰富多彩，理应多样包容。但事实真是这样吗？所谓“欲亡其国，先灭其史”，相对于明晃晃的刀枪剑戟，杀人于无形的文化侵略才是最可怕的，他就像病毒一样，植入人的身体，影响人的行动，改变人的思想，最后灭亡人的身体。

在时代如此发达的今天，在我们吸收、 汲取外来文化的时候，我们更应该秉持孔子的“夷夏之辨”，鲁迅的“拿来主义”，对其进行解剖、分割，取其精华而去其糟粕，唯有如此，我们才能真正的壮大自己、发展自己并最终成就自己。

所以说，无论是赵武灵王，还是孔子，他们都是“时之圣者”，都是我们民族的功臣，我们国家的先贤，并无深刻的对错之分和是非之辩，所差者，唯在时机恰当与否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