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子”,是建安时代的重要作家。他们的忧患的经历对创作具有决定意义。他们的诗歌的杰出贡献是反映了汉末人民的苦难生活,如王粲《七哀诗》、陈琳《饮马长城窟行》、阮瑀《驾出北郭门行》等。此外,刘桢《赠从弟》歌咏了具有高尚志趣的贞刚性格;王粲的《登楼赋》,以富有诗意的抒情笔调描写了乡土之思和对和平安宁生活的向往,表现了处于乱世功业无成的慨叹,是抒情小赋中的名篇。孔融、阮瑀、陈琳也擅长书记或章表,他们的散文具有纵横骋词的特色。
正始时代,文学的精神面貌和建安时代显然不同了。这个时代统治阶级日益荒淫腐朽,司马氏与曹魏争夺政权的斗争残酷而激烈,政治环境险恶。代表作家阮籍、稽康都有较进步的政治思想,他们不满意统治阶级的腐朽、自私与争权夺利,以老庄思想为武器,通过狂放的言论和行为反对成为统治阶级工具的虚伪的礼教,以遗世的态度表示对司马氏的不合作。他们的创作反映了现实的一些方面,具有一定进步意义。
阮籍的代表作八十二首《咏怀诗》,是诗人一生的抱负、追求、反抗、苦闷与感伤的真实记录。它一方面表现了诗人倜傥的性格,高远的襟怀,如其十五、廿一、卅九等首;同时也揭露了统治阶级的荒淫腐朽和礼法之士的卑鄙虚伪,表现了反礼教的精神和愤世嫉俗的感情,如其十一、廿五、卅一、五十二、六十七等首;他有些诗也揭示了当时政治环境的险恶,表现了正直之士不肯同流合污的高尚品格,如三、廿一、卅三等首。《咏怀诗》中流露的畏禍避世思想和感伤颓废情绪是士大夫软弱性和老庄思想消极影响的表现。阮籍处于政治的高压之下,作诗多用比兴和象征手法,诗意隐晦难明。这在艺术上不免是一种缺陷。但他创造了一种在黑暗的政治环境中抒发自己的痛苦和不满的表现手法,对后代产生了很大影响。阮诗的另一特色是善于通过景色的描写烘托出时代的气氛。阮文使气骋词,往往奇偶相生,间杂韵语。他的《大人先生传》是一篇激烈的反对礼教的名作。
稽康在反抗现实的行动上比阮籍更为激烈。他散文的成就高于他的诗。他在散文中表现了极为大胆的反抗思想,敢于“非汤武薄周孔”,并指斥““六经未必为太阳””。《与山巨源绝交书》是反礼教的声明书,也是司马氏腐朽政权的绝交书。文章锋利洒脱,很能表现他刚烈的性格。他的《幽愤诗》、《赠秀才入军》“双鸞匿景曜”等揭露了现实的汚浊、政治环境的险恶表现了愤世嫉俗的感情和坚贞不屈的意志,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他四言诗的成就高于五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