丘迟的《与陈伯之书》，虽仅一封平常的劝降书，竟然化干戈为玉帛，使统兵近万的陈伯之欣然归降，何以竟有如此神奇的魅力？究其原因，主要是作者能从陈伯之的实际出发，设身处地地为他权衡利用，喻之以义，示之以势和动之以情。

一、喻之以义

信一开头，便写了陈伯之的才能、威望以及当年背齐归梁的壮举，为陈伯之今天仍能行义奠定了基础。作者用前人评价李广和李陵的誉辞“勇冠三军，才为世出”来盛赞陈伯之，表明梁人并未因其叛梁降魏而轻贱他，使之得到安慰。接着回顾当年陈伯之背齐归梁，是“弃燕雀之小志，慕鸿鹄以高翔”的顺应历史潮流的义举，堪为识时务。言外之意，今天仍或效当年之义举，叛魏归梁。进而对比陈伯之在梁魏两种不同的境遇（在梁之“壮”：“立功立事，开国称孤。朱轮华毂，拥旄万里”；在魏之“劣”：闻鸣镝而股战，对穹庐以屈膝），既义正辞严地斥了陈伯之忘恩负义，叛国投敌的行径，也暗中说明叛魏梁乃行义之举，应该理直气壮。

但作为罪孽深重的叛国者陈伯之，难免要忧心忡忡。作者便抓住了陈伯之的这一心理，以毫不在秋的口吻道出陈伯之降魏的不义之举，只不过是“不能内察诸己，外受流言”而已，卸下其沉重的包袱。继而明告梁武帝“赦罪责功，弃瑕录用”的用人原则和“屈法申恩，吞舟是漏”的宽阔胸襟，并引用“朱鲔杀了汉光武帝的哥哥，而刘秀不咎既往；张绣杀了曹操的爱子曹昂和侄曹安，但曹操仍封他为列侯”等典故，使之确信归梁之光明前途，以定归梁之义举。

二、示之以势

信中除了让陈伯之深明大义外，还从他的实际出发，切中肯綮地分析了敌我双方的形势：梁强魏弱。

先从现实上看，梁武帝圣明，使“功臣名将，雁行有序”：文官“佩紫怀黄，赞帷幄之谋”；武将“乘轺建节，奉疆之任”，结果“天下安乐”。接着又用“白环”、“矢”的典故，写出梁朝享受天下纳贡之广；用夜朗滇池，朝鲜昌海“请职”“受化”的故事，极言梁朝声威之壮，从而给陈伯之以心灵上的震动。

而北魏，窃据中原，“恶积祸盈”，加上内部相残，离心离德，理应灭亡。值此形势，陈伯之甘为异族鹰犬，实属可“哀”！况且梁朝大军即将“吊民洛邑，伐罪秦中”，“系颈蛮邸，悬首藁街”，陈伯之已处“鱼游沸鼎，燕巢飞幕”之险恶处境，再比之慕容超姚泓虽强盛犹被斩首的事实，说明北魏注定要灭亡，逼使陈伯之就范投诚。因为“霜露所均，不孕异类；姬汉之邦，无取杂种”乃是大势所趋。虽然作者的大汉族主义在今天看难免不可取，但在当时却进而激发了陈伯之的民族自尊心，引导他明察时局，早日弃暗投明。

三、动之以情

在对陈伯之喻之以义，示之以势的同时，作者还时时动之以情：国情、乡情友情。

先谈“国情”。作者在写了陈伯之的处境之险以后，突然凭添一笔江南胜景的描绘：“暮春三月，江南草长，杂花生树，群莺乱飞。”看似信手拈来，实乃作者独运匠心，以勾起寄居在朔北沙漠中的陈伯之缅怀故国的情怀。进而又引起历史上有爱国之心的廉颇、吴起“思赵将”和“泣西河”的故事，激发其思念故国的情绪和民族自尊心。

再说乡情。作者不论是说理明义，还是摆势言情中，都希望陈伯之“早励良规，自求多福。”并且明告他梁武帝并没有因他叛离梁国而诛九族，相反，其家乃是“松柏不剪，亲戚安居，高台未倾，爱妾尚在。”这就使陈伯之既感受到梁武帝的恩德与仁义，又为作者产关切之情而感发涕零，弃魏归梁。

总之，作者为了使陈伯之归梁，挥舞如巨笔，虽然也采用梁时盛行的骈文，但四六言交错有致，形式多变，使义、势、情巧妙地融于体，“义”足以服人，“势”足以惊人，“情”足以感人，收到了一纸书胜百万兵的神妙功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