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句话出自《论语.八佾篇》，原文是，子曰：“夏礼吾能言之，杞不足徵也；殷礼吾能言之，宋不足徵也。文献不足故也，足，则吾能徵之矣。”

杞：春秋时国名，是夏禹的后裔。在今河南杞县一带，“杞人忧天”就是指的这个国家的人。宋：春秋时国名，是商汤的后裔，在今河南商丘一带，“守株待兔”和“拔苗助长”则是出自宋国人。

“徵”，是证明的意思。

“文献”中的“文”字是历史典藉的意思，而“献”是贤德之人的意思。

本章的译文是这样的，孔子说：“夏朝的礼我能讲述出来，虽然其后代杞国的现实并不能证明我的论述；殷商的礼我也能讲述出来，虽然其后代宋国的现实也不能证明我的论述。这都是由于历史典籍不足和贤德之人太少的缘故。如果有足够的历史典籍和贤德之人，就可以证明我的论述了”。

从本章的文字中我们可以看出，杞和宋两国对于自己祖宗的传统文化基本上已经失去了传承，可以从两方面去理解，一方面是由于杞、宋两国缺少对自己传统文化的重视，同时也缺少贤德之人，造成传统文化传承的中断；另一方面就是周的文化相比较而言更先进，更符合时代进步的需求，所以杞、宋国人已经同化为周人了。而孔子之所以能讲述夏、殷之礼，上一篇在回答子张的问题“十世可知也？”时已经给出了答案，“殷因于夏礼，所损益，可知也；周因于殷礼，所损益，可知也”。孔子所处的时代，周礼的典籍一定不会少，但是僭越之人实在太多了，“八佾舞于庭”、“三家者以雍彻”都是礼崩乐坏的体现。孔子通过一生的努力教导弟子们的就是周礼的本质——仁，孔子对于仁的定义也非常清晰“克已复礼为仁”，这里所复的也是指“周礼”。